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及思想理路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视阈中提出了"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中心论题,并从性别与性别权力关系、时空与女性文化时空、叙事与性别叙事、传统与女性文学传统四个方面阐释了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和思想理路。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庄子》与中国诗史之源

本文考察了《庄子》与中国诗史的关系，文章认为：《庄子》的审美情感开拓了诗的疆域；庄子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全新的意境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庄子》的艺术精神超越了同类文化典籍，足以与《诗三百》、《楚辞》鼎足而三；以《庄子》为中心形成了道家诗学体系；《庄子》在塑造中国古代诗人心态，建构诗人人格模式，规范诗歌创作流向诸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庄子》是中国诗史之一源     

论《毛传》标兴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

从历史发展和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 ,《毛传》标兴不仅仅只是说明了一个修辞学或诗歌表现手法的问题 ,它还是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兴 ,从潜含于实践形态的诗学向突显于理论形态的诗学过渡的起点和标志 ,因而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福克纳作品中的基督教神话模式解读

福克纳作品中蕴含着一个“反讽式”的基督教神话模式,以四对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二元对立分析了作品主题思想上的多重指涉性和艺术上的诗学功能。     

宋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陶渊明论

宋代诗学批评对陶渊明极为称扬,最早多方面地对其予以了论评,主要表现在:一、针对陶为人襟怀情性、是否悟道、因何归隐展开了辨析;二、对陶作诗态度、诗作用语及诗歌审美特征、风格等论题进行了论评。它较为完整地建构出了后世诗学批评陶渊明论的视野,导引了后世诗学批评陶渊明之论,奠定了后世陶学论的基础。     

草根意识与历史叙事——以旧金山华人作家群为中心

草根经验的表述与再现是旧金山华人文学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构成美华文学史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流脉。美华草根文学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以庶民记忆与经验再现的方式真实地呈现出这种历史书写的草根意识,从而获得表述自我的话语权力。     

论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

比较文艺学迄今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产生既是比较文学理论化的结果,也是现代文艺学走向比较研究的结果。在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比较文艺学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西方学界,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视域基本局限于欧美文化圈内部。中国学者则主张打破东西方文化的界限,谋求中西文艺理论、乃至东西方文艺理论之间的对话。比较文艺学有助于探寻不同文论体系之间的一致性和可沟通性,也有助于彰显不同文论体系的各自特色,因而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发展潜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比较文艺学将不断拓展研究视域,逐渐走向世界范围内各种文论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对话,其自身的理论建设也将更加完善和成熟。它在未来的文化交流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