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古典诗歌中“蝉”意象的异同

蝉作为日本和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其所蕴含的情感基调是哀伤的,被视为秋天到来的象征,被赋予了思乡与爱恋的情感。其在日本和歌中所具有的意象也都被中国古典诗歌所包括。但是蝉在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又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日本和歌中。与爱情相关的蝉意象占到了多数,而在中国方面占多数的则是将其赋予人格化的道德品质。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文学的“诗言志”和日本文学重恋情的特征。     

孔子说诗理论体系研究

孔子是对《诗》进行有意识批评的第一人。孔子有关诗的理论不是杂乱无章的,是以＂诗言志＂为纲领构成一定体系的：以＂达政＂为思想立场,以＂诗可以兴＂为思维方式,以＂思无邪＂为观念要求,以＂诗言志＂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这一理论体系,孔子对《诗》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对中国文化和文化话语模式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论先秦接受者意识的觉醒与接受理论的早熟

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对我国先秦时期盛行的献诗、采诗、引诗、论诗等诗歌接受活动和“诗言志”、“赋比兴”等诗学概念的演变作了具体的分析考察，不仅阐发了其中所蕴含的极有价值的接受理论思想，也揭示了先秦接受理论的早熟性特征     

从诠释学角度解读“诗言志”阐释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强调的是历史与诠释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遭遇多种阐释。在诗论的历史的长河中,“诗言志”即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彩,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注着中国美学的体验传统。由此,“诗言志”的诗论命题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解读这一文化意象,对理解当下的美学现象与思潮会有许多启迪。     

《岁寒堂诗话》的贡献与局限性

《岁寒堂诗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儒家的“诗言志”说 ,将“咏物”与“言志”有机地统一起来 ;其“思无邪”说不仅涉及诗歌内容而且强调诗歌语言的朴实无华 ,部分地摆脱了功利思想而上升到审美层面。此外 ,该诗话对苏轼、黄庭坚之用事、用韵、“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以及江西诗派之“预设法式”等深为不满。同时 ,该诗话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全盘否定苏、黄以及对苏、黄不加区分等     

论作为孔门教化经典的《诗》——以孔孟苟的诗论为中心

关于孔子删诗正乐与否的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从广义上而言,它涉及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传统<诗>三百的关系问题,因此,要澄清这一历史公案,就不单单是一个历史考据的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阐释的问题.本文从冯浩菲先生的探讨出发,转换研究的立场,力图由诗教阐释的角度,通过对孔门"思无邪"、"诗可以兴"、"诗言志"三个典型诗学命题的分析,厘清儒家与<诗>三百所发生的意义关联.     

中国抒情文学体系深层建构的反思与期待

中国抒情文学体系深层建构所面向的问题,值得当下学界加以重视与反思。在现代历史语境背景下对中国古典抒情传统论题之隐然迹出,一方面有力地印认了中国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文学之味;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学思想进一步的研究拓宽了意识视界与阐释空间。这对人们从文类特征的独到角度来重新体识与发现中国古典抒情传统之内在意蕴,无疑有着深远的助益与启示意义。     

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生学追问——读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正>赋、比、兴是中国诗学的一组重要概念,这一组概念几乎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着关联。然而,"赋比兴的意义,特别是比兴的意义,却似乎缠夹得多;《诗集传》以后,缠夹得更厉害,说《诗》的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这是朱自清先生在其学术名著《诗言志辨》中所下的论断。对赋比兴的意义不明,导致     

"诗言志"的嬗变史解读

"诗言志"以语言符号的神秘,揉和了长远时间里那些或隐或显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等文化因素,在巫觋特定的仪式中生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本文对于"诗言志"的解读,重在考察其在开放的历史时空中对流动着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化情境与其互动生成之关系,以揭示其发展与嬗变.     

"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