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儒家“礼乐”文化与“诗言志”

儒家的诗学方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向而展开的.探讨儒家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是使"诗言志"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根本原因所在,并由此而揭示先秦儒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中国诗学源头--"诗言志"研究的意义.     

文本演进的规律对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建构

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的用"诗"之风,是春秋时代普遍的作风,其影响深远。"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形成,有其文艺发展的外部规律:先秦儒家主体思想意识的形成,赋诗言志文艺之风的影响;也有其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诗言志"文化传统的继承,《周易》用诗方式的延续。     

“诗言志”复议

:“诗言志”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诗言志”中的“志”一直被理论界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 ,但这种解说并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得出的结论是 :从春秋及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 ,到战国末秦汉时期的以志为主 ,志情并举 ,再到魏晋时代的以情为主 ,情志并举 ,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基本特征认识过程中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     

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内蕴探微

探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历程 ,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诗言志”、“诗缘情”的发展 ,可以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天人合一 ,物我相融 ,强调人与自然契合无间的人生境界与精神状态 ;真情实感 ,丰盈个性 ,主张主体意识的张扬与自我解放的追求 ;遣兴抒怀 ,自足自信 ,表现对自身价值的深切关注与高度珍视     

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

"文载道"和"诗言志"是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传统文论命题。但它们之间既具有相通之处,更存在着明显的歧异。这种歧异既存在于"道"与"志"、"载"与"言"所具有的不同"指向性"上,也在于它们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基础所倾向的不同侧面上。从儒家语言哲学基础来看,"文载道"根植于名教伦理,"诗言志"则根植于言心合一。前者必然导向文学的外部教化功能,后者则暗示出文学的内在情感起因,而易于导向文学与内在心性的本根性关系。"诗言志"内在地包含着"诗缘情"的萌芽,而外在地预示了"文载道"的可能。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浅议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说

"诗言志"说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一些论述。本文着重从"诗言志"的原本意义，以至古代诗歌言"志"的方式，综合论述了"诗言志"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的客观依据。     

张戒“意气”说浅论

张戒《岁寒堂诗话》在诗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它的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多数研究者都简单地把张戒作为“言志为本”说的倡导者,而忽略了张戒对儒家诗学理论的创新。张戒论诗的创新之点,是在传统“诗言志”和“文气论”的基础上,把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意气”说,并由此打通了传统诗学“志”与“情”之间不可逾越的道德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