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石道人诗说》探究姜夔诗学理论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是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在文学批评史和诗论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梳理其诗学理论体系,将零散的诗论分类,从创作论、作者论和接受论三个方面阐述,使之成体系。创作论中按照诗歌创作的步骤,从积累到谋篇布局到语言运用,分别归纳;作者论通过杜甫和陶渊明这两位姜夔推崇的诗人看姜夔评价好的诗歌作者;接受论从审美和批评两个角度看诗法和诗病。     

民国诗话中的杨万里接受研究

民国诗话中对杨万里的评价以赞赏为主,学者们对杨万里作为南宋大家的地位给予肯定,对于诚斋体的成就,也多持褒扬态度。民国学者对杨万里诗歌特征的分析,一方面肯定其自然、活泼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看到其诗歌中粗俚的弊病。杨万里在诗集序中曾自述诗学渊源,民国诗话对此也有关注,认为杨万里师承江西诗派,同时兼学杜甫、白居易、晚唐诸人。元明清三代对杨万里的接受略显沉寂,民国时期这一现象发生改变,诚斋体受到很多诗人的效仿,显示出当时杨万里接受研究的新特点。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

《楚辞》在韩国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时文人所广泛传诵。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韩国古代文人不仅借诵读《楚辞》来抒发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还将屈原的精神与楚辞的形式、风格融入诗歌创作之中。此外,韩国古代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     

论清代中叶妇女诗话繁荣的特征及成因

清代中叶妇女诗话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特征表现在妇女诗学意识的自觉性、诗学著作体例的成熟化和诗学理论的个性化。其成因是来自于社会和女性自身两大因素的推动。     

钱锺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

虽然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却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从文献上考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但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而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     

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海外阐释——以北美汉学界为中心

北美汉学界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阐释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中心,形成了华裔族群和本土学者群体。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林理彰、宇文所安及费维廉等人。整体上看,他们的阐释主要针对:一是以禅喻诗、兴趣、妙悟、入神、气象等严羽诗论本身的构成要素;二是严羽诗论与道家、儒家及佛教禅宗的联系;三是严羽诗论所受前代文论影响及其对后代文论的巨大影响;四是严羽诗论与西方文论的相通之处。他们的阐释不足之处有二:一是对以禅喻诗太过于纠结;二是将严羽诗论与西方文论进行跨文化比较,未能深入。     

宋代诗话中的读者接受理论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宋代诗话中的读者接受理论大体蕴涵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对读者包括知识储备、艺术同感力和想象力在内的文学接受能力的具体要求,对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作品作出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的权利的肯定与张扬,对读者文学接受差异性问题的辩证认识。宋代诗话中的读者接受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蕴涵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民初遗民诗话的民族意识探析——以魏元旷《蕉庵诗话》为中心

民初诗话具有浓厚的遗民情结。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