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国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研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对现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等展开多视角的探讨和研究，尤其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趋势，积累了大量的文献。陈宗胜（1994）以1978年和1989年农村居民和职工的收入、消费支出及增长速度的不同为依据，分析工农之间日趋缩小的差别。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村居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FGT贫困指数的分解新方法

在我国即将完成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性在居民减贫并防返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法将收入分布变迁分解为均值、方差以及残差三种变化,进而将其引入贫困分解中,对我国农村及区域贫困进行分解。研究表明,引入收入分布变迁贫困分解结果具有稳健性,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与离散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提高收入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贫困加深效应,而异质效应和离散效应间存在对称性,居民异质性在减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从区域视角看,东部区域异质效应减贫效果明显高于增长效应;中部区域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均具有显著减贫效果;而西南区域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最显著。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1989~2015年共计10轮CHNS数据,本文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秩关联系数双重测度指标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在1991~2004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2004年以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基于收入分组视角的研究发现,各收入组2004年以后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程度均有所降低,但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固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各组,中等收入群体是目前我国保持较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主要动力来源。从城乡差异视角看,受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影响,2000年后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性显著提升,且持续高于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性。进一步,基于人力资本分析框架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了探究,发现父亲的非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起到主导作用。受整体社会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的积极影响,2004年以后非教育传递机制不断减弱,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起到较大助推作用;而受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影响,教育因素在2004年左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常见问题和建议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从最初的只涉及干部本人到本人、配偶和子女及其配偶,从只报告收入到全面报告8项"家事"和6项"家产",从只报不查,到又报又查,从部分抽查到随机抽查、重点抽查以及"凡提必查",历经20余年不断完善,现随机抽查比例提高到每年10%,且查核执行力度不断加强.     

中国缩小收入差距：进展、挑战与对策

对于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随着收入差距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城乡差距转为城镇内部差距,缩小收入差距面临新的挑战。在简要回顾中国收入差距变化的过程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下中国收入差距微幅缩小的原因,并结合国际经验,对未来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后对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如何从生命周期理解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文章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入手,以期为理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基尼系数本质上衡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收入所得税等政府政策也侧重对结果不平等的调整,但收入结果的不平等起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强化于过程的不平等,最终才表现为结果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对应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措施.对于机会不平等,政府应着眼于消除户籍制度等对不同人群的制度性歧视,减少我国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推动幼儿和青少年教育与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养教环境.对于过程不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对各种所有制员工和不同雇佣关系职工都公平的城乡统一的市场环境,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同工不同酬等歧视现象,尤其是取消国家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结果不平等,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现有个人所得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基础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公正的收入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     

2013—2015年广东省扶贫开发“双到”工作 措施有力 亮点突出 成效明显

2013年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组织和动员各地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圆满完成了扶贫开发“双到”工作任务。总的来说,第二轮扶贫开发“双到”措施有力、亮点突出、成效明显。     

技术进步方向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检验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能否借助于技术进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尤为关键。然而,理论前沿普遍关注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而忽视技术进步正非对称影响要素生产率改变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现以中等收入阶段工业行业为依托,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方向及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正朝不断偏向于资本方向发展,中等收入阶段技术进步偏向性不断强化,资本密集型要素配置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相适配共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要素配置结构、技术模仿和行政管制会通过技术进步方向作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为此,一国在引进新技术或进行技术创新时应重视技术与要素结构的匹配性,并为其提供相匹配的要素条件保证技术引进发挥效率。     

建构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之探讨——源自我国收入分配状况观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大大提高,但是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可以说是"国富民穷"。为了早日实现"中国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国家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我国急需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而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则急需实行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收入以劳动收入为主,比例单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政府应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改变这种现状,藏富于民是一个被国内外历史证明的最佳政策。     

我国社会隐性收入治理研究

隐性收入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多种负面消极效应。围绕利益交易而博弈的均衡是隐性收入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内生基础。产生社会隐性收入问题的基本原因在于隐性收入利益交易的外在博弈环境和内在博弈均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通过法治这一重要路径,在对立中寻找平衡,贯彻落实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隐性收入治理政策,严厉打击贪腐寻租,彻底消除社会隐性收入,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我国社会实现共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