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线与我国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问题已成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对比国内外有关贫困及贫困线测度方法的异同。中国贫困线的划分应根据具体国情,因家庭规模、收入状况及地区分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我国农村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安徽城镇居民贫困变化探析

90年代中期以来,安徽城镇居民贫困发生了变化。在贫困特点上,不再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而是缺少某些生活必需品而形成的一种狭义的相对贫困;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上都有加剧趋势。本文依据有关统计数据, 对全省城镇居民的贫困状况及贫困程度变化进行了测定, 并分析了原因,提出相应建议。     

贫困分析的理论和实践（上）

本文编译了联合国亚太地区统计研究所的专家Ａｒｂｏｌｅｄａ（阿博莱德）女士和Ｕｄｄｉｎ（乌丁）先生在中国贫困问题国际研讨班上讲授的主要内容。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分析贫困问题的主要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但常用于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FGT指数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方法,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使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避免传统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无论城乡,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平,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下降趋势。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分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口,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新贫困线下贵州扶贫开发的路径探索

新贫困线的出台,给贵州的扶贫开发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支持,同时贵州也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本文就扶贫标准提高后,对贵州扶贫路径进行一些简要的探索。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用贫困指数测度安徽农村贫困线

新形势下贫困线的测定应该具有相对、动态、多维的性质。贫困指数可以由三个维度和一些测量指标构成的三级指标体系计算出。采用调查研究方式,在安徽全省的农村地区采集个体样本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高阶因子分析技术检验贫困指数的指标体系,并计算出权重。首先利用该体系计算出每个个案的贫困指数;然后利用相对贫困线确定的比例法求出临界贫困指数,再根据已有数据拟合出人均年收入与贫困指数的回归方程;最后通过该方程即可求出贫困线。用贫困指数方法侧度贫困线有独特的优势,但也需要注意使用条件。     

甘肃农村贫困线研究

将甘肃各市(州)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高低相对地划分为经济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地区,依据农村住户调查的详细资料和三类经济区农民年人均收入分布,分析计算出三类经济区的农村贫困线和贫困人口.结果表明:甘肃确定的农村贫困线太低,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近2/3的人被排斥在贫困线之外;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太高,占全省农民人口的近20%.     

基于消费支出比例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研究

消费支出比例法具有经济分享、计算简单、调整方便、易于操作的优势,比较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的替代率可以定在0.2～0.35间,地市级城市可以定在0.2～0.4间。农村地区目前不适合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计算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比例法计算低保标准具有自动调整特征。若低保标准和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在一年内发生变化,第二年将自动调整。现有条件下低保标准的临时价格补贴可以盯住物价,当CPI连续3个月上涨达到或超过3%时可启动临时价格补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