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民族问题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跨国民族众多的国家,绝大多数跨国民族分布在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恰恰是我国的边防屏障,其安定关系到整个国家安全。时值西部大开发之际,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西部存在的跨国民族问题,无疑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也是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所在。     

中国—东盟关系的政党路径：基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名义与东南亚的政党、政要建立了有别于传统外交联系的交往关系,这一跨国交往的政党路径构成了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部分。2013年至2021年间,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交往对象间至少开展了489次高层次交往活动。东南亚各国的执政党精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交往对象,但视乎具体情势,中国共产党与一些国家的非执政党精英亦有频繁交往。交往活动可以分为日常联络和知识交流两类,后者频次所占比例接近总数的一半。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产生了建构正面认知、促进政策沟通、传播治理知识等政治效应,其正面作用的彰显有赖于交往对象能动性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呈现出议题拓展、制度化和多边化等三种互动而有张力的趋势,以政党为基础的新型跨国治理网络或正浮现。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

血缘关系使滇越边民频交簌往在中越两国边境,影响着国家疆域的巩固和边疆民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安边守土的治国思路,使边民得到惠施的同时,也为边商创造了跨境从商的机会。边商的边境从商行为又为两地边民务工创设下良好环境,进而泛化滇越边民的跨国越境行为,滇越边境的正常社会秩序面临更大挑战。维稳滇越边境关键在于国家、地方和边民三者之间构织起一个有序的会通和并接环境。     

论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

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是平台商业模式下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现行反垄断规范发端并适配于实体经济,面对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可主要归结为事前申报中标准涵盖局限、实体审查中违法性判断受干扰、包容审慎原则的适用缺乏制度环境等原因。欲有效规制,需要通过适用切合平台模式的复合型指标、落实主动调查制度与标准实施评估制度,构建综合性申报体系;通过直接证据法的类型化及其分层适用、识别潜在竞争者的裁量基准的设定、限制性条件的设定,排除实体审查的障碍;通过回应性监管模式的构建及其附随的制度安排,更好地贯彻包容审慎原则。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理论观点以及反垄断监管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长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理论在应用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时存在局限性。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非但不会导致超大型平台走向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即便市场经历漫长期间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纠正,规制不足所造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会受到长期不利影响。因此,在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应当成为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取向。基于这一取向,未来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思路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以初创企业市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等补正并购的既有申报标准;确立契合平台经济特点的竞争损害分析框架;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不同效应建立宽严相济的法律制度;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强化参与并购经营者的证明责任,并通过结合这二者的方式来化解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监管信息上的...     

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并购浪潮开始兴起,无论从交易数量还是交易金额上都有大幅增长。跨国并购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日益受到关注。我国面对全球跨国购并浪潮的冲击,机遇与挑战并存,跨国并购给中国企业带来利弊同在。     

轻资产企业高溢价并购的商誉问题研究

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轻资产”这一新道路,而轻资产企业也是当前我国并购热潮中的主力军。文章聚焦轻资产企业,分析轻资产企业高溢价并购产生的原因,剖析商誉减值的后果,并就商誉减值风险的降低,从企业并购前后以及市场监管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对中国金融业招商引资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之思考

中国金融业对外的招商引资所产生的中外资本一体共生的局面并非我们所渴求的金融改革,因为金融业事关我国家安全的本性决定了在一个国家内某些资源是不能出让的。我国对这种行为持许可态度的法律规则不仅显示出了一种对民族资本的自贱心态,而且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法律价值泛化。虽然法律文明无疆域,但是法律的价值却是有边界的。中国法律价值的研究不仅应定向于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更应将维系我民族国家安全作为传统法价值的前提。     

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离散族群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他们对祖籍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并发起或参与指向祖籍国的远距离跨国政治活动,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被学术界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促使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几个:一是离散族群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归属感,二是政治流亡者的动员,三是双重公民身份或双重国籍的存在,四是现代交通、通讯为远距离跨国交流带来的便利。第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也必不可少,但并非完全具备这四个因素才能产生远距离民族主义。许多国家在舆论、组织机构和法律政策上对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的外交和政治事务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支持,甚至成为远距离民族主义的主导者。作者认为,远距离民族主义曾在历史上推动了反殖民斗争最终使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有时也为改善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它给离散族群的居住国和祖籍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基于超效率CCR模型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研究

文章以2015年发生并购重组的34家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采用超效率CCR模型评价2012—2020年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国有企业并购前的效率均值大于并购后水平,二者均值差达到5.07%;并购重组发生一年后,样本企业经营效率较并购当年有所下降;并购重组发生第二年,企业经营效率虽有所回升,但在此后两年又开始下降,总体呈现“M”型变化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型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央级和省级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显著高于中型国有企业、中西部及东北部国有企业、市级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据此,文章提出明确政府角色定位、科学制定并购规划、高效整合企业资源等实践建议,以期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提升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