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共处 互利合作——中欧关系回顾与展望

1975年中欧建交，双方关系迅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欧盟互访频繁，中欧在交往中彼此增进理解，相继制定了指导发展相互关系的政策文件，大大促进了中欧关系的发展，显示出良好的前景。展望未来，有理由相信，中欧目前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将向更深层次推进，并开创一个崭新的合作模式，即互信、互利、平等、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将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新的轴心。     

前苏联民族问题探讨

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危机的原因却由来已久,其存在和发展同社会制度、国家民族政策相联系。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更加刺激了民族问题的愈演愈烈。     

巴赫金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巴赫金从中世纪民间狂欢节入手抽象出具有对话性、双重性和超越性的“狂欢式”生活的特征,并进一步在文学分析中提 炼出“狂欢化”的概念。根据他的狂欢理论,游戏的儿童具有狂欢的品格,儿童游戏精神的缺失导源于人类狂欢精神的陨落。 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对话性的亲昵应当是师幼关系的应然状态;狂欢的超越性为理解儿童的“反常”行为提供了新视 角;狂欢主体的沉浸式参与启发了教师主体精神的回血路径;“狂欢式”生活的“生活游戏化”本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课程游戏 化”和“游戏课程化”两者的包容和统一关系。     

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研究了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关系认同在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负向调节了关系认同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调节了关系认同在职场孤独感和员工帮助行为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基于此,企业应重视员工的职场孤独感并加强管理,采取相应激励措施鼓励员工提高关系认同感,补充自我控制资源,从而降低职场孤独感对企业组织的不利影响。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论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

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澄清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别,结束了“关系之争”中各方关于内、外在性问题的“拉锯战”。其次,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对内在关系的讨论又跳出了前期符合论的框架,将内、外在关系统一到生活实践中。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切入,把“内在关系”解释为一种语法关系,其独特内涵在于,内在关系无中介,它产生于实践,并且无个体与共同体之分。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基础就是“语言”和“实践”,揭示出这一点有助于从深层解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的“关系”思想与罗素从本体论层面对“关系”的探讨形成互补,在追溯关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可忽视。     

修辞结构理论（RST）提高英语写作能力效果评估

大学生英语写作存在前后句逻辑不严密、语义不连贯等语篇问题。目前大部分写作课教学忽视对语篇推进能力的培养。学者普遍认为修辞结构理论（RST）对提高英语写作能力有帮助,但是对RST在教学中应用的具体方法和效果鲜有讨论。本文依据教学实验,评估RST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的效果,采用RSTTool3.45和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得出数据和结论：在采用文体分类法介绍修辞结构关系后,（1）学生正确使用修辞结构关系的频数与授课前存在显著差异（P=0.01）,即正确使用关系的频数显著增加;（2）使用了更多带有意图或表达前后句逻辑关系的具体的修辞结构关系;（3）可以根据作文的观点选取恰当的修辞结构关系。     

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