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治理创新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边疆地区的治理创新决定着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前途和未来,这要求治理创新在顶层设计上必须协调好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要通过治理创新促进边疆地区的优先发展,当务之急是在教育和经济发展中的反贫困领域探索各边疆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的管理模式创新,以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的基础性人权。边疆地区的治理创新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建立和完善以培育和发展内生性减贫能力为主,内外结合、长短期结合的综合性治理机制,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之根本追求;治理机制要契入边疆地区的现实,强调惩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的政党认同建设研究

政党认同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在心理及情感上对某一政党相对稳定的认同感。在我国,政党认同主要就是指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其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党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到执政的过程中,探索并形成了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建构及建设认同的相应机制,并取得了良好收效。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政党认同建设方面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防范认同挑战、化解认同危机,巩固和提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党认同程度。     

吉林省边疆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瓶颈与对策——以长白山景区为例

吉林省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好,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长白山风景区就是吉林省边疆生态旅游资源的典型代表。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长白山生态旅游面临很多瓶颈问题,应从重塑发展定位、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市场开拓、坚持规划保障等四个方面进行解决。     

法律边疆地区的刑罚思维方式研究——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考察与分析

当前,我国法律边疆地区的制度结构依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构成的二元结构,对该地区的刑罚运行构成了明显的制约。以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刑罚压制思维过于强调正式制度的作用,无法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建立有效联系,进而使正式制度无法有效展开,因而应当受到清理。以刑法谦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刑罚治理思维,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有效对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刑事冲突,而且有利于增强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因而应当得到提倡并且能够通过建立商谈与妥协理论得到贯彻。     

浅谈边疆民族地区“农家书屋”工作开展

为了解决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相关问题,我国于2005年的时候开始了"农家书屋"的试点工程,并于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家书屋"的活动工程,通过几年时间的发展,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然而,与之极不匹配的是相关研究的缺失,针对农家书屋的相关研究与报道基本上都是基于我国东部发达区域的"农家书屋"建设情况,极少有关系到边疆民族地区的"农家书屋"建设情况。鉴于此,笔者以勐海县"农家书屋"的建设情况为例,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农家书屋"工作的开展情况,旨在为我国边疆民族区域"农家书屋"工程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云南旅游与边疆地区发展

云南边疆地区旅游应尽快融入东南亚、南亚国际旅游圈.旅游发展对云南边疆贫困地区发展、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边贸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云南边疆地区旅游发展也是云南国际大通道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对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有重要的意义.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切实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水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扶贫工作明确提出"一个目标、一个加大、两个提高"的新要求("一个目标",即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一个加大",即加大     

法律边疆学：概念、对象和内容

为建设法治边疆，在边疆地区贯彻实施国家法律，构建有别于内地的、有自身特色的边疆法治体系，实现与相邻发达国家的法治接轨，迫切需要建构一门相对独立的、以上述主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边疆学。为此，本文对法律边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予以探讨，以为该学科的建立做一些初步工作。法律边疆学是一门以边疆地区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旨在发现边疆地区的法律有别于内地之特殊发生、运行规律及一般过程的学科。与一般边疆学不同，法律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或者说主要是法律这一现象。描述性的法律边疆学、预测性的法律边疆学、规范性的法律边疆学和法律边疆学史依次构成了法律边疆学为实现其宗旨目的、目标任务的四大主要研究内容。     

近代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研究——"民间力量"与近代广艺理论的转型

文章利用收集的近年来有关近代边疆地区开发过程中"民间力量"的研究成果,从五个方面对这种力量进行了评析,认为它们对近代边疆地区和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经济史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     

论北宋在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立法

由于西夏的服叛不常和吐蕃势力的向背,北宋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颇显复杂。宋政府通过民族立法积极展开对该地区的经略。民族立法以皇帝诏敕为主要形式,以经济和政治上的抚制结合为内容,大致包括对西北少数民族经济优待、从事边贸活动和授官任用立法等三方面。这些民族立法使北宋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北宋国家利益得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