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游移的他者：毛姆小说中的文化边缘人

本文聚焦毛姆作品中拉里、斯特里克兰德等游移的他者形象,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分析毛姆作品中的异质文化对人物内心造成的冲击。面对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拉里和斯特里克兰德等人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动荡与空虚所带来的窒息、孤独与异化感。为了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和超然物外,他们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厌弃和对＂他者＂文明的景仰,逃离西方本土文化、进入异质文化中寻求灵魂的栖息地,却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文化中游移的他者。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些文化边缘人不仅体现了当时部分欧洲人对＂他者＂世界的向往,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作者为逃避西方文明所进行的一种跨文化尝试。     

东周时期古式青铜罍与华夏边缘的族群认同

在形制和装饰方面具有早期特征的32件古式青铜罍,可以划分为圆肩、折肩两类,二者分别以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西周中期的同类青铜罍为原型进行了仿制。古式青铜罍的时代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分布于范围广阔的华夏边缘地区,构成了一条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结合“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与族群认同理论,古式青铜罍可视为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标志”。古式青铜罍象征着更加久远的时代,因而同时具有“超越本地”和“超越现实”的价值属性。古式青铜罍主要为社会上层所拥有,是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存在“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考古学证据,社会上层通过古式青铜罍等物品所代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实现其“领导策略”。     

用心寻找数学与生活的“中间地带”

在一次市级骨干教师汇报课活动中,共有三位教师执教苏教版数学五年级上册“周期规律”这节课。但在联系生活,让学生举例说明生活中按周期规律排列的事物这个环节时,三位老师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社会认同视角下都市边缘人的社会融入困局

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设背景下社会流动的重要主体,务工青年连接着城市和乡村,是现阶段城市发展规划、人口流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对于务工青年的界定既包括农民工也包括中高学历青年务工人员,笔者将该类人群统称为“都市边缘人”。本文运用扎根理论,以成都市都市边缘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研究方法,通过“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与社会网络”“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职业规划与相关政策”五个维度挖掘该群体的融入状况与所面临的困局。对都市边缘人的现状调查,有助于更好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网络治理,促进都市边缘人从“城市融入”到“城乡共生”的实践探索。     

唐宋时期云贵高原中东部边防溪洞研究

唐宋时期赤水河东北西南走向以东到沅江中游一带遍设边防溪洞。这片土地是云贵高原向中部高中山丘陵过渡带,由此而塑造了高度复杂的过渡性地理、经济与族系社会,致使秦汉以来中原各大政权皆难实质控制,成为唐宋王朝与南方、西南大型民族政权博弈的缓冲带。各方借助这里重山复岭的复杂地貌和“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的政治结构,争相拉拢或羁縻之。这一历史格局使得近六个多世纪以来,这片溪洞社会的结构与演变,除延续其内生传统特质外,也嵌入来自唐宋王朝与南方各大型民族政权互动的时代内容。     

生态共同体视阈下“天人合一”再解读——兼论川滇藏交界地带涉藏州县生态文明建设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追求个体自身和谐、社会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倡导的“和”文化契合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生态保护精神的积极引导下,川滇藏交界地带涉藏州县应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践行“两山论”,实现绿色发展。本文系统梳理“天人合一”的内容含义、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探究“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共同体、乡村振兴的学理性前提,并对生态共同体视阈下的“天人合一”观念、精神和实践再解读。目前,川滇藏交界地带涉藏州县存在返贫风险系数较高、经济社会发展动能不足的建设困境。基于此,川滇藏交界地带涉藏州县应坚持科学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完善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集聚地区高效治理发展合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村落边缘"——中国乡村研究忽视的维度

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村落研究脱胎于西方的部落人类学研究,而西方人类学语境中的部落和中国的村落有着很大的不同。就两者的结构来看,村落有着部落所不具有的以村落边界为限的内外部多级结构,而其外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村落边缘。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村落边缘的某种忽视,使中国学者在建构本土理论的过程中难以摆脱部落人类学的影子,从而存在对村落认识不够彻底的现象。文章通过对费孝通、施坚雅、杜赞奇等人相关理论的吸收,提出了村落边缘的概念,并初步分析了这个概念的理论潜力。     

“边缘”的文化内涵解读——兼论当下文学的边缘化叙事

边缘在近几年的使用率很高,人们对其理解也很复杂。以文化的视角来界定边缘的内涵,这里可以避免理解的混乱问题。亦即,从差异性原则、时空的流变性、生存性内涵三个层面,把边缘的文化内涵界定为:远离一定文化中心、所在空间位置随时间流动而变化的、且坚守一定差异性特征的实存个体或现象。以此为学理基础,这有利于人们以一个合理的视角,对当下文学本身所处的状况及作家叙述姿态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和客观的评判。那就是,当前作家更多的是在边缘处叙述,并选择那些边缘个体或边缘世俗生态为描写对象,作家作品中书写的对象出现了主体多元化倾向,叙事特征上呈现边缘化叙事征象。同时强调,侧重于边缘题材的文学创作应有一定的美学限度。     

挣钱

冯笛才7岁,一天,他高兴地对爸爸说：“爸爸,您看,我已经能挣钱了。” 爸爸一看,问道：“咦,一元钱？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