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真性保护看圆明园遗址的功能分区展示

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研究、造园艺术科学考察及借鉴是圆明园遗址保护展示面临挑战的两个主要功能。迄今为止,圆明园西洋楼景区、含经堂遗址、九州景区三大遗址保护工程,部分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但未能恰切地担负起历史研究、造园艺术科学考察及借鉴功能。以遗产原真性理论为依据,论证了一种更好地实现两大功能的圆明园遗址分区保护展示设想。这其中,针对圆明园罹难前后两种原状的极少量重建,是一个极富挑战性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相关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并引起了世界关注.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方式,通过对近十几年来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有关研究的分析总结,指出目前关于大遗址本体的研究较多,而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研究的较少;单一领域研究的较多,而多学科全面系统的研究较少.当前我国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已成为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建立科学的大遗址观,构建国家级大遗址保护特区,应是解决这一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有效对策.     

世界唯一的老司城——专家学者热议老司城遗址

正自2010年9月老司城遗址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录以来,保护、研究、展示工作得到国家各级文物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甚至荣登"201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围绕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及考古规划、老司城遗址本体保护等议题,本刊特别整理了文化、文物、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们对老司城的评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贵州史前文化略论

贵州史前文化遗址众多,文物富有代表性,反映出贵州远古人类的繁衍过程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出土的古人类遗骸,说明贵州是人类发源的摇篮。石器和骨器、角器的广泛使用,改变了贵州古人类的生存状态。狩猎技能的提高,火的广泛采用,纺织和种植的出现,改善了贵州古人类的生活条件。发掘出的金玉装饰之多,反映出贵州古人类已具有审美意识。贵州史前文化不但是贵州社会文化发展的源头,同时也为贵州汉代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保护炮台遗迹 构建风景园林——广州名城长洲岛炮台遗址公园规划设想

世界著名的黄埔军校所在地长洲岛是广州名城一个特色历史文化保护区。史诗悲壮的长洲炮台是广州至珠江口古炮台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地面文物建筑和地下考古遗址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军事、建筑、生态、旅游等多方面的价值,有必要进行抢救性保护与合理的开发利用。维护文物古迹、拓展生态环境,因循地势地貌、因借山水风光、串联绿色通道,构建古炮台群大遗址公园,应为规划设计的宗旨。     

永顺老司城遗址与国内同类遗址的比较研究

老司城遗址是一个保存十分完好的土司衙署遗址,它是永顺土司历年施政的物态总汇.“改土归流”后,该衙署才“一次性”废弃并转化为遗址.在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历史岁月中,朝廷先后委任过1,700多家有官品、有职掌和有领地的土司.其后,经过历朝的“改土归流”行动,沿袭至1911年土司制度宣告终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土司衙署最终都演化为遗址.为此,将老司城遗产从“遗址化”的过程、遗址的保存现状及遗址研究的已有成果三方面与同类遗址展开比较研究,从中可以透视出老司城遗址“遗址化”过程的独特性、遗址保存的完整性.老司城遗址不愧是全国土司衙署遗址中保存最完好、保存现状最理想、代表性最强的遗址.     

地理学视角下的渤海史研究

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对渤海国史研究历史长,成果也相当丰富。其中,同地理学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渤海史研究中利用GIS等现代地理学研究方法的研究甚少。地理学视角下的渤海国研究能够拓宽渤海史研究领域;为渤海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制作渤海历史地图,为渤海史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有利于保护和丰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历史旅游资源;对增进中、朝、韩、俄、日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互助县金禅口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

金禅口遗址位于青海省互助县加定镇加塘村金禅口社西侧大通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201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齐家文化房址5座、灰坑15个、墓葬1座、窑址2座,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大通河流域的齐家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大遗址资源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大遗址是我国文物考古学界在新时期创造的文物保护新理念,是符合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现状的新概念.本文首先界定了大遗址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内涵.其次,通过对我国大遗址资源保护现状的分析,指出其面临的严峻挑战.再次,在借鉴国外保护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建议确立资源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在完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保护.最后,根据我国大遗址资源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几种利用与发展的模式.     

从蚌埠双墩遗址陶符看史前陶器刻划符号的性质

双墩遗址陶符中象形类的刻划符号以及“文字画”类陶符,可以证明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产生于裴李岗、青莲岗与仰韶文化时期,虽还不是成熟的汉字,但这些与后来汉字形体结构一脉相承,应该就是汉字的源头和孕育期,可称之为“文字性符号”和“文字画”。双墩遗址陶符中的几何类的刻划符号,可称之为“非文字性符号”,与后来汉字没有什么关系。数量甚多的双墩遗址陶符对我们检视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的性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