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科克与中美建交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伍德科克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希望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积极参与了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作为中美建交谈判的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准确表述美方的立场和观点,观察中方的反应,并适时向美方谈判决策者提出自己的建议。在与邓小平的关键性会谈中,伍德科克表现出较高的谈判技巧,促成了双方立场的接近和建交协议的达成。     

春秋时期联姻对邦交的影响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联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这对于加强异姓甥舅之间的血缘关系,巩固相互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改善双方的邦交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不可估计过高,联姻对邦交产生的负效应亦不可忽视,其于邦交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儿童福利服务——以青岛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在社会工作领域中,正常化理论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以服务对象为本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认为,由于贴标签的缘故,以往把工作对象的行为视为异常,并采用主流社会通行的所谓“正常”方法去治疗他们,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一些社会工作者和治疗者或助人者眼里被视为不正常的行为,其实在服务对象群体那里完全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关键是助人者把自己看问题的眼光强加于受助者身上,     

中日恢复邦交谈判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是中日恢复邦交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中日双方在谈判中圆满解决了台湾问题,才使中日建交成为可能。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标志着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登上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台阶--试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建立

美国总统尼克松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决心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结束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在1972年2月底尼克松访华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在各自首都互设联络处.对于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建立,尤其是人员的选派和接待,中美两国政府及高层领导人高度重视.中方给予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以相当高的外交地位,"虽无大使馆之名,却有大使馆之实".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设立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卡特时期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研究述评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国内外学界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整体进程、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和正常化的决策过程、决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路径,在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部分研究还存在着"档案材料的使用相对单一、研究成果带有学科偏向性和较少涉及影响政府决策的历史性因素"等不足。因此,若能以"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决策"为切入点,进而结合美方新近解密档案和国内外研究成果来重构20世纪70-8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仪礼·聘礼》中的邦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仪礼·聘礼》一篇记述国君派遣使节到其他诸侯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具体礼节。聘礼属五礼之宾礼,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于进行争霸战争而展开的邦交活动。先秦时期的"邦交"有别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概念,但就其邦交思想来看,又与近现代国际间的外交思想有相通之处,例如在聘礼施行过程中的"假道""迎送""燕(宴)礼"等具体礼仪规范与当代外交礼仪就有很多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聘礼中所蕴含的礼宾有序、礼尚往来、重义轻利等原则无一不对当代国际交往中的外交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的邦交思想和智慧,对今人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环境仍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