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责制的“中国道路”:过去、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态治理和责任追究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中央的持续探索构成了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问责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在实践运行中也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程序模糊和问责覆盖面不全等现实问题。未来应通过拓展问责主体边界、前移问责关口、规范问责程序、强化问责信息公开和问责评估等渠道,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建构和完善生态问责的多元参与机制、全面覆盖机制及科学的评估机制、运作机制与信息公开机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     

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问题研究

党内问责制是一项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们要针对当前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尽快出台<党内问责条例>、树立权责对等的理念、抓准问责重点、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理清三大关系、营造和谐的党内"问责文化"、切实推进党务公开,为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提供有力保障.     

“被问责官员”合理复出彰显制度理性

2003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日趋常态化．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在对官员“行政问责”一片叫好声中．被问责官员的去向问题开始纳入人们视野。“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和安徽阜阳一些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更使舆论为之哗然。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引起了公众对问贵制的反思和讨论。人们不禁要问：被问责官员能否复出？     

高等教育问责制:美国的经验及启示

问责制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问责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词。回顾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演化历程可以发现,州政府、联邦政府、授权机构、独立政策团体、大学和学院本身等政策行动者都对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日益凸显的种种弊端强化了完善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动因。我国今后的努力方向在于,实行政府问责与社会问责相结合的、更具包容性的高等教育问责制,特别是要准确把握问责的内涵,确立高等教育的公共利益。     

试论问责制的法制环境与配套措施建设

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合理的问责制,必须从法制环境与配套措施建设的角度入手,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担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负起责任。     

以权责清晰的问责制把权力关进笼子

问责制是监督制约权力的一项重要手段,但在我国推行十年间,由于对其内涵缺乏深入了解,仅仅被作为一种事后追责的手段,既缺乏科学的制度设计又缺乏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当前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厉行廉政高效工作作风的大背景下,重新分析认识问责制,从实现权责同构、加强权力监督、提高惩防力度“三位一体”的角度重新架构问责制的制度体系,对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的问责法律制度

建立有效的问责法律制度,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实践课题.实践表明,问责制不仅是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重要环节,同时又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关于问责制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法学领域.本文将从我国问责制度的相关理论现实中问责制的立法、实施和缺陷进行阐述,并最终提出构建措施.     

行政问责建制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的“助推器”——以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行政问责建制探索为例

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问责建制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逐步将该制度推向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这也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助益,其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之双重维度上。同时在制度要件与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中还不断孕育和提升着行政问责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向更深层次迈进。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作为责任政府的产物,官员问责制进入大众视野已有一段时间。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应有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     

谈领导干部问责制

由2003年“非典”事件发端，时任卫生部、北京市两名省部级干部及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被查处；从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县、吉林省吉林市、湖南嘉禾市、安徽阜阳市等地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或违法违纪事件纷纷“下课”，到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辞职，中国政坛的问责之风悄然兴起。领导干部问责制是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