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近年来国内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行政问责制在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中的运用,对其相关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行政问责渐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的行政问责制研究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已经取得什么样的研究成果,诸如这样的问题都是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所需要解决的。只有在了解了已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政府绩效审计助推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基于深圳实践的启示

伴随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适应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政府绩效审计制度,并以推行政府绩效审计为突破,落实了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确立了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为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深圳的实践表明:政府绩效审计是政府绩效评估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目标的一种有效方法;推行政府绩效审计,有助于促进建立和落实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     

浅论新时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方向

随着民主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建设责任政府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通过分析我国政府责任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指出了我国责任政府构建的方向。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强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约束——基于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的缺失是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深层次体制性因素之一。改革方向是以完善行政问责制来推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重点是将问责对象扩展为包括执行层面责任人的广义问责,这种问责方式最直接体现了权力执行层面--基层公务人员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正确认识与调整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由裁量权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制度性建设,从而有效地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和谐社会的发展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其本质内涵在于立足国情实际、从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时代背景出发,不断培养、提升党在执政实践中的谋略与决胜能力,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创造坚实的基础。而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间的关联性则表明,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促进我国民主协商和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坚持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界定责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问责制法律体系;推进行政文化建设,形成问责的政治氛围。     

委托代理视角下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制研究

加强对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的监管,形成良性的制约机制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课题。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现有的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还存在着问责主客体欠明确、问责体制欠协调、问责机制欠完善等不符合现实监管要求和制度设计不够严谨的问题。当务之急,应理顺中央企业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改善问责机制发挥的制度环境,界定不同问责主体的权责,从法律上明确被问责者的责任承担范围和成本。     

走向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治理新兴的热点、亮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行政问责制要从“新制”走向“良制”,还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从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标准、问责方式等多方面努力完善,才能构建起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使其发挥应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