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责任与风险社会

近年来，随着问责制的实施，一些官员不负责任、推卸责任的事件不断曝光。有意思的是，一些官员在问责制的压力下，不是积极回应，努力尽责，反而想尽各种办法，利用法律制度的漏洞来规避责任，输出责任，甚至消极行动。有人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为“击鼓传花”。在我看来，许多时候，鼓手还在，传花的人没有了踪影。     

浅析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

伴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图书管理呈复杂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从图书管理现有问题出发,在分析问责制在图书管理运用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策略。该研究对我国图书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实行问责制是高校管理之重

随着国际高校教育市场的变化以及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高校进行问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的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才能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期望.     

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官员问责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近10年的实践中,问责制已经体现出了自身的重要意义,并不断朝着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风暴眼”中的官员问责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官员问责逐渐成为我国官场的一种新气象、新文化、新看点。2008年,党和政府对于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分别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对于山西临汾溃坝事件中从临汾市委书记到省长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对于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等诸多领导干部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聚焦“官员问责”

2008年曾被有的媒体比称为“官员问责年”,仅在9月份,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先后失去原有职务。然而,在“轰轰烈烈”的问责风暴之后,问责官员又“静悄悄”地复出,公众叫好之余不免又心存疑虑。那么,如何看待官员问责制？     

“行政问责”：政治文明的里程碑

从对重庆开县井喷、密云踩踏事故、吉林火灾、阜阳市劣质奶粉等事件的责任追究中，可以明确看出，“行政问责”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     

论《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几点不足与完善

《企业国有资产法》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不宜仅仅强调＂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和＂保值增值＂,而应以＂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来规范国有资产的经营和管理。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确定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是不合适的,应当在区分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抽象代表、具体出资人（股东）、国有资产实际占用者等三种不同角色的基础上,构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主体结构。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应强化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问责制,尤其是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的监督机制。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当前困境与完善途径

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几年来,行政问责已由2003年＂非典＂时期的＂问责风暴＂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过渡,并日益成为我国政治文明新的增长点。但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异体问责缺位、问责程序不完善以及问责文化土壤缺乏等诸多现实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总结实践经验,从完善问责主体、健全问责机制、培育问责思想等层面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问责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