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中国走向干部“问责制”

前段时间,从中央批准中国石油集团老总马富才辞职,到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分别引咎辞去县长、市长职务,官员“引咎辞职”成了见报率较高的字眼。其之所以被强烈关注的背后,不是因为去职的是高官,而是因为官员去职所采取的“引咎辞职”方式。“引咎辞职”折射出我国干部责任追究制度正发生质的突破。     

浅析公共安全视野下的行政问责制建设

加强行政问责制建设是加强公共安全事件管理和维护公共安全的必然要求。为此,我们通过加强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强化异体问责、建立公开、畅通、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等几方面来加强行政问责制建设。     

党内为何难“问责”

在我国,问责制正在得到普遍推行,这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规范行使公共权力,强化领导干部责任,促进党政机关反腐倡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发现,在问责的过程中,行政负责人受到处理的多,党委系统的领导干部受处分的少,党内问责制的实行遇到了困难。     

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

宋代以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官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对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其基层县级官员问责建立了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内容详细具体,问责方法多样的机制,且依据责任大小、轻重划分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编管、羁管等;以剥夺或黜降官职和爵位的除名、勒停等;以经济处罚为主的罚俸、赎铜(罚金)等责任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升迁或黜降的制度体系。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使用三方(即决策者、服务提供者和公民)问责制的框架来考察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分析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中利益相关者的职能以及他们之间的责任关系,总结出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因素,并就如何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提出建设性意见。     

村民参与、村干部监督与基层善治

无论从整个国家的稳定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上看,当代中国“善治”的主要对象就是基层社会。而村民参与和村干部监督关系的研究,对探索基层社会的“善治”有重要价值。为此,选取了湘西蒙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村民参与虽总体上对村干部履职有促进作用,但蒙县的村干部监督状况却并不理想,这源于村民参与的传统性质和村民自治的体制局限。为此需要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和实施县域地方自治,而它们的运行需要以公共利益的建构以及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为基础——这最终将体现在问责制上。因此,打造健全的问责制及其所需的体制机制是基层社会“善治”的主要途径。     

试论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价值逻辑

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价值为何能够存在,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价值内涵是什么,中国政府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其间的判断和推理就是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价值逻辑.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价值逻辑的一个层面是存在逻辑,即存在的条件,包括社会条件和问题条件.公共利益和问责效率是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价值的内容逻辑.遵循制度变迁规律和把握好行为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价值的行为逻辑.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政府绩效评估以其倡导的"顾客至上"、"公众本位"等理念,在现代公共管理领域承载着改进公共责任机制的功能,是一种新型的政府责任机制。在我国,由于政府绩效评估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指标、程序和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削弱了其问责功能。当前,可以从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健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制度来建设良好的问责文化、促进问责主体明确化、问责内容具体化、问责程序无隙化、问责制度化、问责信息化,从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完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实施官员"问责制"初探

问责制,这个在"非典"的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在我国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问责制的建设是建立现代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之一.以引咎辞职为开端的问责制,给我国的政治改革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其正面意义是不言而喻,但其发展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