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不力为何不见问责官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各地在一片调控声中,不断诞生新的地王,地价被一次又一次刷新纪录。不是开发商＂失去理性＂,而是开发商有足够的底气＂笑傲江湖＂。他们坚信,所有的调控,不过是循环往复的＂空调＂而已,只是安抚和平息民众与舆论的姿态罢了,从来就不会当真。     

“零工资”就业风险极大

据《嘹望》3月9日报道“我国对官员问责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表示，“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漫画

正"由于没有足够的法律问责制度,加上机器人不应该拥有决定人类生死的权利,因此部署此类武器系统可能令人无法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去年5月29日在日内瓦讨论"无人机"问题。特别报告员海恩斯称,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在没有对相关道德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的情况下,就开始测试或使用具有不同程度自主权和致命性的无人驾驶机器人武器系统。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2003年以来,我国的行政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如"由谁问""问谁责"等这些基础问题模棱两可的困境。本文将介绍行政问责面临的困境、原因及解决措施。     

论媒介监督对"官员问责制"的影响

权利系统制约调控媒介系统是各国新闻史上不变的轨迹，在受到政府新闻政策规束的同时，媒体也会通过新闻报道对政府行为予以反馈，井由此反制约着权利系统。“官员问责制”的实行和发展正是在媒介监督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遂渐实现的，立足于这一正在修订和完善中的制度。探讨新闻媒体的监督对“官员问责制”发展进程的影响，尤其应该关注媒介在对官员问责监督中的负面效应。     

读解与构建问责制度

责任是现代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自己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问责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让为官者意识到自身角色的特殊性,达到警醒自己、规范自己行为的目的。推进问责制度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关系到人民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存续,问责制度应当成为改善和优化政府管理的杠杆、驱动器和制衡器。从“人民主权”的呼唤、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中潜在的风险、责任政府的建立三个维度,读解问责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基础;从规范权力授予机制、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建立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问责制度,使之趋于完善,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可以从经济学中寻找到理论根源。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目的在于使原有行政体制下的外部性内在化。行政问责制的有效性受到实施成本的约束,降低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成本必须从塑造责任政府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保障公众知情权等方面加以解决。     

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

高官问责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行政道德的关注,它在制度上适时填补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道德抑或伦理的约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高官问责在界域和体制维度上的建构、扩展以及纵深,根本上有利于通过法制他律最终促成行政部门的道德自律。实现问责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预期性,其关键即是从行政道德走向依法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