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乡土小说印象

阎连科的乡土小说通过对生活在中原大地的一群贫苦农民生存境遇的关注,讴歌了乡民们在灾难和厄运面前永不妥协的英雄气概,深刻揭示了主人公身上蕴藏的悲剧精神和审美意蕴,有力地揭示出我们民族灵魂中某些最本原的东西,不仅对当今的读者有着明显的启迪和教育意义,而且充分提高了当下文学的品质和格调。     

阎连科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出版与接受研究

阎连科作品在日本得到关注，多数作品都有日译本，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接受，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成功传播的代表之一。文章分萌芽、上升、鼎盛、平缓四个阶段，梳理分析了阎连科作品在日本翻译出版的历程，调查了日本学界、文艺评论界和普通读者对其作品的评价。最后指出阎连科作品在日本传播成功的原因：他的作品既能帮助日本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引发读者共鸣；又能给日本读者带去有别于本土文学的阅读体验，满足了读者的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逆时针 时序叙事及其文化透视 ——以《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为例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以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等为代表的逆时针时序叙事引人注目。于此,在由死亡开启的逆流时间中,作家强调生命的终结,凸显童年的存在,站到童年与死亡的两端深刻反思时间、存在与死亡之关系;同时,其时间返源的旅行也昭示了乡土作家身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迷惘之态。以生命观与文学观视之,乡土小说之逆时针时序叙事蕴藏着“向死而生”的力量,只是由于宿命主导、人性劣根、权力文化痼疾等原因,其能否真的绝处逢生有待商榷。就逆时针时序叙事之社会学效应而言,乡土小说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既为乡村现实及重大历史的探查敞开了多向度解读的可能,也为公共话语的打造和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     

略谈阎连科小说的空间化美学——以《年月日》为例

小说的空间化是现代主义小说一个经久不衰的叙事技法,而阎连科似乎对小说空间化情有独钟。本文对阎连科小说的空间化做一个简单性的归纳,并分析阎连科空间化小说的审美内涵及背后原因。     

田园乌托邦的失效——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解读

通过对阎连科小说的细读分析,确认其叙事呈现出的田园乌托邦其实是一种假象,作家并不认为这是一条能够带来福祉的值得崇敬的道路,并不断设置冲破田园乌托邦的因素,以此推断作家在文学史链条上的位置。同时指出作家创作中善于运用"暧昧"和"陷阱"的特点,正是这些巧妙地设置为小说文本提供了富有意味的张力。     

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 "空间"变化及意义 ——以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为考察对象

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三位不同代际作家对新世纪北京的书写,是将打着个人印记的国际都市的生活游历或乡土中国、外省小城的生活经历等纳入其中。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既构成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也构成了一幅以北京为辐射中心或参照对象的"文学地图",他们的书写不仅拓展了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主题,也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重新省思"城与人"的契机。     

论阎连科小说《受活》

本文从作者及《受活》创作背景谈起,对主题、人物、结构、叙事、语言、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小说通过对受活庄这一集合了聋哑盲瘸等残疾人的村落在入社后几十年生活经历的叙写,寓言化地展示了处于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同时作品也成功地塑造了“政治狂人”柳鹰雀,做事认真执着、心地善良的红色当家人茅枝婆;在结构形式上大胆创新,采取正文与“絮言”并用,双线并行,寓言化的回目形式;运用现实主义与荒诞虚构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在语言上大胆地开掘与驾驭河南方言口语,造成“陌生化”和“新鲜感”的效果。     

苦难生存境域中生命意义的探寻——阎连科乡村小说的生命意识

阎连科善于在苦难生存境域中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的乡村小说在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生存状态的热切关注和审美表现中,不仅揭示了沉重苦难与边缘生存中生命存在的苦痛与叹息,还表现了人们超越苦难与自我救赎的执著精神和坚韧顽强的抗争生命力.     

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生命寓言书写——以阎连科为例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以生命寓言的形式揭示了生存的苦难和绝望,并讴歌了对此进行的生命抗争.这种主题的选择源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反映了他惶惑的生命现.他的乡村小说体现了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特点.     

走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祭——论《日光流年》中阎连科的创作主题转换

当代作家阎连科《日光流年》一书的主题，由原来对乡土民间的理性批判让位于一种情感认同，并以其独特的主题意蕴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然而却未免失之偏颇。在作品里被特别抽出来以体现作者对生命本真意义理解的民间生存意志，由于弱化了在作者以前的作品中也曾充分强调的理性分析，实际上只是演出一场由苦难民间做场景的轰轰烈烈的乌托邦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