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在阐述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提升了数字治理能力,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经济改善了空气质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第二,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在于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错配矫正效应及关键技术突破效应,需求侧的信息消费拉动效应、数字设施引致效应及就业需求带动效应。第三,针对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调配能力不强及数字鸿沟等问题,可通过适度超前进行“新基建”、增强资源调配能力以及加快形成国内大市场等举措为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条件。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当代之思：以数字资本竞争模式为例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尽阐明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趋势,以此廓清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自身界限,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的规律正是资本自我扬弃的关键。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消费者而言,意味着能以更优惠的价格购得生活资料;对商业资本而言,预示着资本将陷入以平台垄断、流量获取和股价运作等为标志性特点的新型竞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尽管资本之间的竞争采取了新形式,表现出在马克思的时代仍处萌芽状态的新特征,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利润率与竞争的关系、资本辩证运动的论断仍然成立：资本竞争不可避免,竞争必然导致数字资本领域的利润率在新的规模上、以新的方式趋向下降。赢者通吃的竞争逻辑不仅宰制着资本的发展模式与内在界限,而且深入生产之外的流通和消费领域,在将消费者卷入资本增殖循环的同时,也开启了消费者参与反抗资本的可能性。     

论监管沙盒下我国数字藏品市场的法治实现

数字藏品具有中国特色,本质上为受监管的非同质通证（NFT）,是存于区块链上的一组数据。我国数字藏品存在监管安全、产权认定、技术安全等多方面风险,在监管治理上面临较大挑战。监管沙盒作为现有监管框架内提供监管豁免及优惠政策的一种创新实验机制,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数字藏品的监管治理。监管沙盒具有主体平等性、风险可控性、设计个性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差异化等特征,应完善数字藏品监管沙盒准入、运行和退出三大环节,构建以金融监管部门主导下的“官方型”及“行业型”为主要类型的我国数字藏品沙盒监管机制,从立法与执法主体分离、制定合法性规则、强制性与任意性规则类型化设置等方面推进我国数字藏品的发展。     

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并实现产业升级问题,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微观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是通过增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渠道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低企业、制造业和非高技术产业、财政自主度较高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子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以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位置攀升和经营效率所综合体现的企业转型升级。最后指出,我国应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加速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应避免“企业数字鸿沟”,为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新的路径。     

数字平台经济竞争与垄断的微观基础研究

数字化技术引致人类社会划时代的变革及人的理性行为选择方式质的飞跃,由此形成了新的生产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等,并驱动了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平台厂商（DPM）是这种根本性变革的主要载体,其竞争与垄断方式也出现根本性变化。DPM的本质特征是网络效应,DPM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策展机制的竞争。策展机制是指通过数字化智能技术进行有效的内外治理,拓展与深化积极网络效应,减少消极网络效应。DPM若没有网络规模难以成功,但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的DPM同样可能出现凹型崩溃。所以,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市场结构、市场占有率、市场支配地位等概念并不适于评估DPM是否垄断,而可竞争性则是一个可选择的概念。当前,对于平台厂商反垄断的治理和监管,重点应放在促进DPM的创新、可竞争性和行为规范上。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数字技术赋能及价值研究

数字技术的创新演进和深入实践,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并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对话有新的可能性。数字技术的万物互联性也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重塑了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发展契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了民众生活方式的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     

数字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性因素。进入数字化时代,人类构建起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文明。数字文明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核心,对人类社会全方位产生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的新文明形态,在发挥文明正向作用的同时会伴生负面效应。数字中国建设具有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引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数字化时代的“文明悖论”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数字文明健康发展,使数字文明真正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丰富人的生活方式和推动思维方式进步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TiVA最新数据库以及2009—2018年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有效提高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这意味着低端嵌入不利于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拐点”后的中高端嵌入才能够明显改善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识别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影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机制实现;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低端锁定效应和吸收门槛效应两个机制实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积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基于公私利益衡量：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个人信息保护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具备可控匿名功能、采用双层型发行模式,其在技术层面的匿名不足以有效保护个人信息,需要基于公私利益衡量的视角重思保护路径。数字货币的较强匿名性未改变基于“告知-同意”原则的基本法律框架,但其形成了私人信息权益、传统公共利益以及推动货币普遍接受这一新公共利益之间的衡量机制,并强化了央行获得个人信息处理职权的需求和厘清货币发行公私混合属性的必要。我国法定数字货币仍面临物理设备中的个人信息被他人非法获取,以及个人信息权益受公权力侵害等利益失衡风险。对此,我国应当直接赋予央行处理数字货币个人信息的法定职权、建立相应的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制度,基于行政授权关系对商业银行设立更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并为强匿名的数字钱包设置反洗钱与网络安全的例外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