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类型论：以政体性质为依据

划分国家为民主与专制等类型的科学的精确的根据,不是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数,而是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民主共和是多数公民或所有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寡头共和是少数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君主专制是一个公民独掌最高权力;有限君主制是一人为主而与其他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是一个公民受到其他公民及其组织限制地执掌最高权力。     

人、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前景

即使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欧洲与美国,通常也认为古代共和国并不只是辩论的社会,而是有赖于用爱国主义和公众精神来阐述辩题——尽管因为那时并没有政党,所以倚仗公众领袖的现象极为常见（Finley,1985）。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君主制,尤其是像英国那样的有限君主制模式是理想的模式,因为它降低了对政治的需求。     

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司法界买官制问题再探讨

16、17世纪,法国对外战争频仍,财政状况糟糕,同时存在大量资产者渴慕进入官僚体系,因此官职买卖制度逐渐形成并在司法界盛行。官职持有者因与王权存在共同利益而巩固了绝对君主制。然而,公职成为世袭家产的现象也塑造了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王权的司法贵族团体,倡导绝对君主制的思想家和大臣们不断谋求废除司法界的买官制,并强化了法官们懒散、无能的观点。实际上,高等法院法官群体并非尸位素餐,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善于吸收启蒙观念,在日常工作中尽力维持并改善那个时代的司法秩序。可以说,司法界的买官制使绝对君主制具有了更稳固的根基,同时它又赋予穿袍贵族一定独立性,从而制约了绝对王权的发展。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资政院与清末的制宪活动

清末设立的资政院是清政府在仿行宪政过程中设立的一个重要的立法机关。虽然资政院院章 规定该院没有制宪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资政院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由于清廷不断发布上谕而逐渐 获得了制宪权,参与了清末三部宪法文件的制订,从而成为清末最重要的制宪机关。     

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力量重组与新型君主国的建立

西欧封建初期 ,是君主、教会与地方贵族三权并立的统治 ,君主作为封建等级的最高领主 ,在超民族的教会与割据的贵族教俗两大权力的双重制约下 ,只能间接行使虚弱的国家控制权。 12世纪以后 ,随着欧洲社会的动态发展 ,市民阶层崛起 ,伴之以商品货币经济繁荣、罗马法复兴、商业技术手段更新、新经济模式乍现 ,逐渐排斥了另外两大权力实体的作用 ,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两大新生力量的双重支持下 ,建立起新型的君主制政体 ,使欧洲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近百年来欧美学者对中世纪英国城市史的研究

一直以来,欧美学者跨学科、多方法、宽视野地研究了英国中世纪城市发展史,他们论证的内容全面深刻,翔实具体,再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英国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发展的各个方面,为国内外学者从城市角度解读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首先在英国确立,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为什么领土面积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的岛国却能建立相当于本土面积50多倍的"日不落"帝国的诸种原因,提供了研究的新视阈.     

东方朔成功于嘴上功夫

东方朔聪明、机敏过人，但他受到皇帝赏识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他说话直爽、语言诙谐风趣，深得皇上的信任。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君主制度下，东方朔能左右逢源，收放自如，不能不说归功于嘴上功夫。东方朔的语言功底，在他的自荐书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