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师范生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过渡中的困惑和思考

随着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过渡,师范的基础性和教育的重要性越发突出。但在此过渡期中,由于各种原因,师范生产生了许多困惑。本文在正视困惑的基础上,积极思考,力求透视症结所在,并提出了5条改革的措施。     

浅谈准确把握"注重实绩"原则

"群众公认、注重实绩"是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衡量干部的德和才,应该主要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人对实绩的内涵理解、把握不够准确,在选拔、任用干部的具体工作中凭资历、碰机会、靠关系的现象仍有发生.为了全面理解和更好地坚持"注重实绩"的原则,本文对如何准确把握"实绩"谈点粗浅的看法.     

坚持依法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依法治教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保证,实施素质教育难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推进素质教育要依法落到实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高校隐性德育探析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隐性德育具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的特质决定的,也是提高高校隐性德育有效性之所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隐性德育主要通过发挥教育者在引领中的作用;制度建设要蕴含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等途径来实现。     

论和谐社会中高校图书馆的隐性功能

高校图书馆的传统功能早已得到社会的承认,但其隐性功能,尤其是在创建和谐校园中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认识。文章首次揭示这一功能,不仅有助于这一功能的发挥,而且有助于重塑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消费社会何以迈向共同富裕——兼论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西方消费社会在根本上是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稳定性和实现繁荣增长的一种方法和工具,这使其与共同富裕在短暂地相向而行之后逐渐走向背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虽然曾因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出现了消费社会化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暂时性背离的情况,但我国所坚持和强调的共同富裕目标使得我国消费社会与共同富裕之间始终保持目标一致性。在中西方社会共同面临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的当下,这种中西方消费社会的差异,不仅让我们窥见了西方社会责任消费发展既有路径中对“自律市场”的执念及其所导致的显著局限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社会责任消费发展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这一优势体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强国家”传统以及需由国家力量推动的隐性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之中。     

费金形象被忽略的异质性：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隐性叙事进程

狄更斯《雾都孤儿》中费金的红胡子、红头发、红眉毛、犹太长袍、违法营生等典型特征,与英国文学中犹太形象的传统俗套一脉相承,是批评界长期关注的重点,而费金形象背后的异质性却为以往的研究所忽略。借助“隐性进程”的研究视角,挖掘小说显性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隐性叙事”——有关费金宗教、饮食方面的异质性叙事暗流,与以犹太恶棍形象为主导的情节发展相互排斥,与小说中的基督教济贫院叙事相互对照,从中可以发现狄更斯对于维多利亚社会基督教价值观的讽刺与批判,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该经典作品深刻的主题意义。小说中费金的犹太性,与其说是狄更斯刻意迎合读者的种族偏见,不如说是狄更斯利用了这种集体偏见反讽了自诩道德的基督教社会的自负与虚伪。     

高职学生隐性职业素养培养的问题和路径探究

隐性职业素养是一个人综合素养的根基,加强对高职学生的隐性职业素养教育是高职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红色文化资源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对高职学生提升隐性职业素养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通过阐明隐性职业素养对高职学生的重要性、调研当前高职院校学生隐性职业素养教育现状、分析红色文化在提升高职学生隐性职业素养方面的作用,从“以制度为抓手、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社团文化为平台、以网络媒体为阵地”四个渠道探索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隐性职业素养教育的实施路径。     

数字化语境下圆明园历史文化传播的视觉重构途径研究

随着数字化发展,视觉价值标准与审美需要也在不断被重塑。圆明园隐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中蕴含着大量的内容,由于其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传播对象不明、传播内容不清等问题,使得传播效果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本研究先从视觉设计重构的角度对圆明园隐性历史文化资源现状及发展困境进行梳理总结,结合探析计算机图形技术手段在视觉互动体验设计领域的相关研究热点,基于视觉重构理论,将圆明园隐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视觉呈现方式与内容生产相结合,对圆明园隐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显性化传播策略进行探讨。     

关于中国隐性养老金债务问题研究

隐性养老金债务(IPD)是中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IPD来源于两个规定受益的养老金计划:现收现付制(PAYG)的社会统筹帐户和基金制(FUND)的个人帐户。受诸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IPD规模达到5.5~9万亿;同时由于IPD属于政府、企业及个人的共同责任,故解决中国IDP问题是一项牵扯面广、持续时间长的系统工程,可采取削减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资产债务互换、开征专项税、发行特种债券、建立储备基金、调整人口结构等多种经济和社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