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其人”与“明其理”:韩柳古文取法前代艺术的方式

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创作,都善于取法前代艺术,但二人取法方式多有不同。韩愈善于"师其人",在深得前代作者之家法的过程中,入而能出,自成面目;柳宗元则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长期形成的艺术传统,究明文理,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创造。这两种不同的师古之道,与韩柳二人儒道思考方式的差异有密切联系,为韩柳文章带来极为不同的风貌,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的师古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论韩愈的人才观

韩愈是唐代人才问题专家.在许多文章中,他论述了"为国家树根本之道"的重要性,分析了如何使用人才、人才缺乏的原因等问题,并举荐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三次落榜的古代名人

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科场如战场,有人春风得意马蹄疾,自然也有人愁云惨淡万里凝。多位历史名人都曾三度名落孙山。韩愈：接连应考霉运多 被苏轼评为“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的韩愈,从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连失败三次。     

韩愈与皇甫湜关系辨正

就态度而言,韩愈认皇甫湜为朋友,皇甫湜也认韩愈为朋友,当时人也以二人为朋友关系,从未见有谁认为二人是师弟子关系的;就事实而言,韩愈之于皇甫湜,不是业师,不是座主,不是举主,故二人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师弟子关系.说韩愈和皇甫湜是朋友关系而非师弟子关系,对韩愈的古文成就和地位没有伤害;今人论述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必用皇甫湜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清代高密诗派的诗学突围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领袖,与其兄李宪噩、其弟李宪暠等人一起推动了乾嘉诗坛宗中晚唐风气的发展。他深受韩孟诗派影响,在诗学上宗法韩愈、孟郊,在诗歌创作上尤宗贾岛。这使其诗风与当时诗坛所笼罩的盛世之音区别开来,并对之后以韩孟诗派为宗的宋诗派、同光体产生影响。李宪乔及高密诗派对韩孟诗派"寒瘦清真"诗歌风格的重视,不仅反映出清代诗坛审美趣味的新动向,更是对清中期盛世诗学的一次重大突围,其堪称清诗物华反素、势大将收风格转变的关捩。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李详《杜诗证选》、《韩诗证选》的再审视

李详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以具体的条目充分证明了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韩愈与《文选》的密切关系。但其间还有未尽人意之处,在进行修订、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后能发现,由于深受《文选》的影响,杜、韩二人的文学作品具有相近的倾向,即融汇、化用《文选》中的故实、成词;而且,杜甫对其子宗武“熟精《文选》”的教诲等,都证明了《文选》与科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这种考试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文选》对科举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