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详《杜诗证选》、《韩诗证选》的再审视

李详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以具体的条目充分证明了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韩愈与《文选》的密切关系。但其间还有未尽人意之处,在进行修订、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后能发现,由于深受《文选》的影响,杜、韩二人的文学作品具有相近的倾向,即融汇、化用《文选》中的故实、成词;而且,杜甫对其子宗武“熟精《文选》”的教诲等,都证明了《文选》与科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这种考试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文选》对科举的有效性。     

新时期以来韩愈《毛颖传》研究述论

《毛颖传》以其滑稽的俳谐手法特异于韩愈的古文创作,进入新时期,则侧重从阐释其寄托意蕴、艺术手法、小说因素、文体创新、韩愈俳谐文与传奇小说之关系、后世批评接受及其仿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梵文、佛典与韩愈诗歌的佛禅韵味

韩愈诗歌受梵文、佛典影响,具有浓郁的佛禅韵味,其原因却颇为复杂。有个人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诗歌形式本身的原因,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异质文化的影响。作为异质文化的佛学在唐代的影响弥漫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渗透进了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韩愈诗歌受这种影响具有典型性。     

文贵莫精能变化——从二序看韩柳的精湛文风

唐代散文,韩、柳双峰并峙。对照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和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可以透彻解读二家精湛的文风与不同的政治追求。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唐代的韩愈在中华道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佛老之说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挑战,对佛老之说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同时,他以重塑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价值为核心的道统论.经韩愈的努力,儒学得以再度复兴,他的道统思想也为宋明理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明代兼主唐宋派的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

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是韩文批评史中一个重要内容。早期关注点较分散,涉文气、文质、天才与穷而后工等议题,具体论较以文体、句法为主。明中期,兼主唐宋派针对独尊秦汉文法式,袭貌遗神之时弊,开始形成以《史记》为衡量,强调"神髓"、"本色"的比较自觉。这是接续古文统绪之举,是由唐宋以溯秦汉思潮的产物。既为其重要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侧重文统和师法的比较理论,又构成其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     

韩愈故里问题再探讨

关于韩愈的故里问题,纷争由来已久,不仅学术界众说纷纭,而且民间也争论不休,从近年在修武所发现的创修于唐大中十年(856)的<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以及考古所发现的韩愈故里碑、墓碑等考察,可以认为韩愈故里应在修武,韩愈墓在韩陂,孟州韩氏根在修武.     

唐诗苑林中的“咏春诗”

唐诗中以吟咏春天为题材的诗,即咏春诗。唐人的咏春诗多为近体诗,即绝句和律诗,具体而言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等,长度不过四句和八句,一般很少采用篇幅较长容量较大的古体诗,如乐府诗和歌行体等。咏春诗吟咏的对象是春天。春为一年之始,属乾,阳性。汉乐府中这样赞美它:"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的足迹所至之处,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欣欣向荣,一扫秋冬的肃杀之气。这和草木凋零、昆虫销声匿迹、死气沉     

韩愈尊崇孟子探因——兼论唐人对孟子的接受

初盛唐人对孟子的接受,主要表现于引述孟子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中晚唐人发展为对孟子的学说进行专题讨论,显示出对孟子更高的兴趣.其中,韩愈崇孟最具推动力.韩愈自身的儒教学养及其欲以道统自振一代的抱负和理想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而其崇孟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子的思想可以为中唐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疗救的药方.韩愈以孟子的君臣之论反对藩镇分裂,以孟子的心性说为排佛的思想武器,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君主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     

游戏的文学——以韩愈的“戏”为中心

裴度以"戏"批评韩愈文学的游戏倾向;韩愈征引经书,以"戏"来为自己辩解;柳宗元从"有益于世"角度为韩愈的游戏文学辩护."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意味,与韩愈的文学创作发生着不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