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理论与儒家修养思想

韩愈的古文思想包含鲜明的修养论内涵,对于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韩愈看来,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义。韩愈对古文修养内涵的阐发,融合继承了荀子、孟子的修养思想,在中唐士人普遍立足佛教、道教思考修养问题的时代风气中,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创造。宋儒批评韩愈欠缺儒学的修养工夫,但其对于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的思考,又可以看到来自韩愈的影响。朱熹在工夫论思考中对待韩愈、柳宗元的不同态度,呈现出韩愈古文思想与宋儒工夫论思考的复杂联系。     

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试论古代学人对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探讨十分丰富。孔子首先从实践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早反应,刘勰对史家的历史命运问题提出了一般性的理论认识,刘知几、韩愈则明确表述了史家因修史而致祸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在前人基础上,胡应麟和章学诚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认识。     

书生为官的激切与凄惶——唐代文学大家韩愈的宦海剪影

<正>受我国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和修齐治平人生价值观的影响与感召,历代文人学士无不意气风发和豪情激越地奔竞仕途,以图上报国家,下佑黎庶,自身也能实现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人生理     

马燧家族三世行实与韩愈诗文关系考

马燧家族在中唐德宗朝煊赫一时。随着马燧的殁亡,其子孙难守家业,三世即离析衰败。通过史传、墓志等材料,可大致窥见马燧家族由盛而衰的这一过程。韩愈早年衔恩于马燧,又与燧子畅友善,集中多篇文章可见韩愈与马氏三世之交谊。除了《猫相乳》、《殿中少监马君墓志》一类纪实文字外,元和元年所作的《城南联句》也寄寓了韩愈对马氏家族极盛而衰的叹惋。韩愈这些作品的命意,可以借助马氏三世行实之梳理予以进一步体认。     

专制政治压力下的生命体验和心性变化——以韩愈的潮州之贬为中心

韩愈被贬潮州,心态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他始终没有断绝过孤寂、恐畏和苦闷,而且还因其依附意识而导致人格上的自我摧抑.但他也不乏自我拯救的努力,不乏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自觉践履.这是人在困境中对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追求,是人在沉沦中求取心境拓展精神提升的手段.韩愈的心性有凡庸卑琐的一面,也有阔大高昂的一面.他不可能纯以道德理性胜而达到宋儒的境界,但他的心态和品格却因感性的充盈而显得更为真实.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读韩愈“马说”

韩愈（768-824）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广东也曾留下众多业绩。潮汕之韩江因他而命名。也曾被贬到当时“天下之穷处”阳山当县令。他在世时多有怀才不遇的境况。“马说”是他的一篇杂文，借千里马与伯乐来比喻与抨击当时掌权者不识人才、不尊重人才的病态。现录于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养马者）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称也。”     

论张祜、韩愈的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上的特点

张祜与韩愈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诗学观念方面，其中既有相近的观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对《诗》《骚》的接受角度不同和对历代诗歌的评价不同是他们诗学观念的主要分歧，由此造成了他们各自诗歌的不同风貌。张祜的诗歌与韩愈的诗歌有很大的不同，已表现出中唐向晚唐过渡的特点。     

论韩愈的罪臣意识

韩愈素以忠义刚直闻名天下,然潮州之贬,戚戚怨嗟,每以罪臣自许,受后人诟病甚多。韩愈罪臣意识甚浓,已成不争之事实。其罪臣意识有其特定的四个方面内涵,即并非罪己的反省意识、愤悱内敛的君弃意识、忧生患命的恐惧意识、具有恋父情结特色的恋主意识。这些意识紧密联系,共同构建了韩愈的独特的生命场。对于韩愈这些本能的情感意识应给予正确的评价。     

论韩愈文论观的矛盾与统一

本文分析韩愈提出的三组矛盾的文学审美命题，包括“修辞明道”与“以文为戏”、“师古贤人”与“陈言务去”、“不平则鸣”与“其言蔼如”，揭示出韩愈文论观表面的矛盾性与内在的统一点，认为这种理论上的互相补充呼应，对立而统一，使得韩愈的文学思想成为自给自足的圆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