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唐的道教批判运动

中唐以韩愈、白居易等人为代表的批判道教运动,是知识阶层人士以理性态度思考人生和现实问题后决意采取的行动,其影响也局限于知识阶层内,对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基本没有产生影响,因而是一场比较纯粹的思想和信仰问题的争论。道教遭受批判是由于其教义本身难以自圆其说、长生思想日显荒谬,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唐历史条件下理性精神得到特殊发扬。因此,这场运动的思想史意义绝不逊于同一时期的排佛运动。但不能将理性态度坚持到底,又导致这些人士在信仰问题上的迷惑和动摇。     

中唐儒家之道的新兴与确立

唐代文学与经学经历了崇文到尚质的转变过程,中唐文道关系较初唐有了显著的变化,"道"的观念得以逐渐确立,最终形成了韩愈"道统论"得以产生的思想与现实基础。道统论的产生,为中唐儒家之道的内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构记忆：论宋元时期韩柳散文典范性的生成

宋元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典范价值的诠释,是对唐代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在文章学兴起的南宋时期,多部文章选本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将对唐代散文的考察聚焦于韩柳两家。各类选本与"文话"对韩柳文章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写作技法做了充分提炼,对其传承自前代文章及影响宋代散文的要素亦有精细探研。在儒学转型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散文的典范性经反复辨析后得到重估。柳宗元散文的史学价值经北宋古文家发现,并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散文的并称,体现了宋元儒学精英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与兼容多种个性的审美好尚;韩柳与北宋六家散文的整合,完成了"唐宋八大家"体系的建构,也为这个以宋学为基础要素的经典系统明确了内容与风格的本源。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中经历了由高丽朝文人士子自下而上的推动、朝鲜朝初期深度参与意识形态建设、17世纪达到高潮、朝鲜朝后期发生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愈的不同散文作品契合了朝鲜古代不同时期政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被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之中，甚而成为朝鲜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中国批评话语影响、朝鲜古代的政治生态、民族散文批评话语构建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韩愈散文的典范地位，表现出了中国古典散文域外传播和接受的典型特征，在东亚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韩愈两度南贬与诗路书写翦论

韩愈的阳山之贬和潮州之贬，无论路途之遥还是谪罚之重，都是同期贬官中最堪关注者。其诗路创作，除数量之大幅增加、质量之显著提升外，于写景记异、纪地述行、特别事件与人事交往、人文景观及其历史文化内涵诸方面，均独具特色。仅就其两度南贬途中正面涉及之主要地点、景观言，即达三十余处，其中不少具有唯一性和标识性价值。至于像蓝关、武关、层峰驿、楚昭王庙、洞庭湖、岳阳楼、汨罗江等，虽已有不少诗人涉及，但韩诗的描写或角度独特，或感触深挚，某种程度上为其增添了贬官视野中所特有的地理色彩和文化印记。质言之，这既是自然景观与文化风俗异质性不断刺激的结果，也是作者遭受政治打击所导致的发泄欲望的表现。至于常被人忽略的诗路同伴(阳山路途之张署，潮州路途之韩湘)及沿途酬赠诗创作，亦为了解韩愈诗路书写之一要项，而不宜轻易放过。     

《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