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大局 开拓创新——在中国年鉴馆揭牌仪式暨首都年鉴界新春联谊会上的致辞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今天,中国年鉴馆揭牌仪式在这里举行。我代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由衷祝贺中国年鉴馆的成立!在这辞旧迎新的吉祥时刻,首都年鉴界在这里举行2009新春联谊会。借此机会,向辛勤工作在年鉴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的新春祝福!     

在中国年鉴馆揭牌仪式暨首都年鉴界新春联谊会上的讲话

在2009年新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首都年鉴界与北京大学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在这里聚会,共同见证中国年鉴馆的诞生,共迎新春、新挑战和新机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我们将写下中国年鉴馆光辉的第一页。在这里,我代表年鉴界对所有关心、支持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事业的领导、单位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中国版协和北京大学。当我们提出创办年鉴馆的设想时,首先得到了中国版协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紧接着得到王立平主席和北大吴志攀常务副书记、     

环渤海经济圈区域物流中心的选择

环渤海经济圈是我国三大经济区之一,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体系发达.由于该经济圈缺少高关联度的一体化区域物流平台和区域物流中心,给资源的调度、生产要素的流通等造成了障碍,从而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经济区的区域物流体系基本确立了上海的龙头地位.珠三角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则离不开香港地区的带动.环渤海经济圈,因为拥有北京和天津两座特大型城市,再加上青岛、大连两座大型港口城市的快速发展,就使得环渤海经济圈区域物流中心地位的竞争异常激烈.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考与刍议——基于"新都市主义"的视角

从集聚的两面性切入"首都城市病"问题,反思疏解集聚的必要性.在回顾城市发展史和总结"新都市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先搞清北京集聚背后的功能因素.通过国际横向对比和国内纵向对比发现,北京存在核心首都功能不强,发展不够紧凑;非核心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冗余,城市增长出现低效率化.因此,将"新都市主义"理论中国化,提出北京未来的疏解思路:TOD模式中国化.     

北京金融"怎么看?""怎么办?"

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为标志,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方向得到了明确,北京整个城市正在重新出发.作为北京第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的重新出发已刻不容缓.通过对北京金融业的雄厚基础、 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北京金融业实现转型发展存在的短板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建设"首都型金融"的新目标和近期推动"首都型金融"发展的重点任务.     

首都营造与民国政治:南京《首都计划》研究

作为复兴民族和重新建国的象征,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城市建设极为重视,为此专事成立相关机构制订首都发展规划。然而,受政治因素影响,首都规划的制定过程异常复杂。不仅负责首都设计的政府主体发生改变,就连承揽具体规划设计工作的政府机关亦受党国高层权力倾轧影响而发生更迭。在首都计划的最终文本中,国家亦大量植入党化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的城市现代化努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区分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     

“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与广西中小企业的发展

"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形成,有利于提升广西中小企业的层次,有利于改善广西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基础,将使广西中小企业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与支持,为广西中小企业提供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也将使结构性问题、市场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应抓住"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机遇,促进广西中小企业的发展.     

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自治权促进环渤海经济持续发展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各种经济资源整合势在必行,内蒙古自治区是环渤海经济圈内最大的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经济自治权。同时,内蒙古又是资源大区和边境贸易大区,近几年来经济飞速发展。这些优越条件的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可以有力促进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进程,从而使内蒙古成为环渤海经济圈的“腹地”和“屏障”。     

从厦门近代外贸市场的嬗变看地域经济圈的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厦门外贸市场不断发生变化.甲午战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是厦门主要的外贸市场;甲午战后,则逐步向以东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新加坡为主转变,这主要是基于地缘经济基础上的移民网络及其衍生而来的华侨汇款支持的地域经济圈作用的结果.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导入能够反映居民基本生存环境效应所得和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的有关统计指标测定省际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差距.实证结果显示,沿海12省(区、市)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生活在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居民享受了最高的幸福指数,这主要源于其经济所得较高;而沿海其他省份(如福建、广西等)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虽远低于三大经济圈,但这些省份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效用所得以及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较高,且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幸福指数的差距.相对于经济所得的差距拉大效应,公共福祉环境和基本生存环境起到了缩减省际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