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七年准噶尔遣使进京史实考述

由于乾隆六年（1741年）准噶尔未能成功入藏熬茶,噶尔丹策零特派使者吹纳木喀等于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进京,以朝觐为名,实则请求乾隆帝允准赴藏熬茶。虽然在吹纳木喀等人的恳求下,乾隆帝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恩准了准噶尔的请求,但鉴于准噶尔使者前次无故折返的教训,在制定准噶尔进藏熬茶的人数、时间及路线方面格外谨慎,做足了应对之策。     

藏羌彝走廊民间信仰与道教文化的互融与整合

"藏羌彝走廊"内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并呈现和谐共存和睦共荣特征,是我国典型的多元文化汇集之地。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历史和民间习俗、民众心理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以民俗学视角,主要运用"对点式"观察分析法,梳理走廊中具有典型代表的藏羌彝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道教文化要素,探究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拓展藏羌彝走廊的整体文化共同特征,并就如何发挥好民间信仰文化作用,更好推进区域文化产业资源整合、维护宗教生态平衡、增强区域和国家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发展事业提出一些思考。     

西藏藏纸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创新研究

藏纸具有悠久的历史,汇集了西藏民众的地方性生态文化知识,是西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国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尼木藏纸、金东藏纸和拉萨藏纸依靠生产性保护实现了有序传承,融入了民众的现代生活,达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目标。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藏客"起源探析

“藏客”这个纳西族参与茶马古道商贸交流的主要参与群体,其起源于赴藏区朝圣的僧侣。而由僧侣向商人的转变及至崛起,得益于纳、藏文化交流的加深及族际间心理认同的深化和升华,契入并借助于藏族“乃仓”这个族群内互助性交换关系而成长壮大起来的。“藏客”的起源与成长,揭示出茶马古道上族际之间的物资交换和商贸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理边界和心理边界,交换行为的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物资补给的需求程度,而是物资需求与文化联系之间多重选择的结果。     

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和面临的机遇

藏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坚实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重要的历史、经济、文化、健身的学术研究价值,巨大的发展优势.如何将这些具有实际功效的传统体育项目通过科学的方法挖掘、整理、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使这一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是目前我们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西姆拉会议前后国内的治藏建议及其影响——以中英藏事交涉为中心

西姆拉会议前后,面对英国的侵略和西藏局势的动荡,国内各界爱国人士通过呈文、论文、著作等多种形式,围绕西藏治理和藏事交涉,向中央政府提出许多建议.文章以中英藏事交涉为中心,以报刊杂志中的治藏建议为重点,兼及条陈、著作,结合有关档案,对这一时期国内各界的治藏建议作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当时的许多建议对北京民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间建议一社会舆论一政府决策"的良性互动也初步形成,后因袁世凯对英国妥协、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和西姆拉会议的失利而中止.     

吐蕃王统书写的流变

自公元8世纪以来,吐蕃王统被不断地书写着。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王统史及史册等历史性文献,以及伏藏文献及教法史等宗教性文献,展现了三者各自在对待雅砻部落首领、吐蕃王朝赞普权力的来源以及对藏地自身的定位问题上所具有的不同的叙述和建构方式。王统书写方式其实是在不同话语权的角力下和藏地社会模式转变的作用下而不断变化的。吐蕃王统不仅是在对过去的书写中产生的,也是在对现实的反映中和形塑未来的愿望中被书写和阐释的。     

论清驻藏大臣有泰在九世班禅赴印度事件中的应对

1904年7月英国人荣赫鹏进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出走,其留有的西藏政治真空给了英国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开始笼络九世班禅喇嘛,最终1905年11月九世班禅离境赴印。造成九世班禅出关离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身为驻藏大臣的有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泰在班禅赴印、在印、返藏的整个事件上的处理应变迟钝、手段空幻、姿态懦弱,令人深省。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