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管圈活动在降低肿瘤科患者高危导管非计划性拔管中的应用探讨

目的：探讨肿瘤科患者应用品管圈（QCC）活动对降低高危导管非计划性拔管的效果。方法：我院肿瘤科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开展以“星火圈”为圈名、以“降低高危导管非计划性拔管率”为主题的品管圈活动,将2010年12月～2012年5月未实施QCC活动作为对照组,而2012年12月～2014年5月实施QCC活动为研究组,两组皆随机选取高危导管置管400例作为对象,对比分析两组期间非计划性拔管情况。结果：研究组期间非计划性拔管率为2.75%,对照组则为13.00%,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肿瘤科实施品管圈活动可很好地降低高危导管非计划性拔管率,值得借鉴。     

县域中小企业贷款违约行为与信用风险实证分析

利用实地调查资料,采用logit模型对我国县域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务状况特别是资本结构、资产周转状况、股权状况对有显著的影响;企业家个人特征特别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持股对企业信用风险有较大影响;企业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信用风险也有一定影响作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企业贷款的信用风险越小。基于logit模型估计结果,利用一个小样本数据分析了贷款合同的有关条款对中小企业违约的影响,结果显示:贷款利率、期限、贷款金额和担保品数额与我国县域中小企业目前违约率之间的关系不太明显。     

浅谈金融学初探的研究

行为金融学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兴起的一门新的学科,与传统金融学理论一起,两者构成了金融学的理论体系。先从行为金融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谈起,指出行为金融学是历史创造出来的。随后介绍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介绍了行为金融学的几个投资策略。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来源结构对投资行为影响探析

本文以2009-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来源债务水平与上市公司投资支出的关系。据此实证结果,结合我国经济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有关商业信用、银行借款和公司债券三方面的政策建议。     

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创造力是创新的前提,员工创新行为是实现员工创新的必要条件。员工创新行为不仅受到个性特征、认知和技能特征的影响,还需要组织与团队、领导与同事的支持,更离不开组织文化的塑造。本文在重点分析了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因素外,还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人际公民行为成因研究:社会网络视角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有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由一系列非正式的合作行为构成。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组织公民行为,主要关注的是人际公民行为。本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中国企业员工人际公行为成因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公民行为的成因模型各项指标拟合良好;个体网络中心性通过个体社会资本、个体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发挥影响作用;从而验证了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一个基本假设,即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点的分布和位置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点的行为和态度。     

VC治理行为中介作用下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与技术创新绩效

以风险投资“关系型融资”机制为视角,立足资源基础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在“关系租”起源与“关系型融资”价值创造机制探讨的基础上,构建关系专用性投资、VC治理行为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整合模型,研究不同关系专用性投资属性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VC治理行为的中介作用.通过264家科技型创业企业调研所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实物型关系专用性投资与VC监控行为正相关,与VC增值服务负相关,VC监控行为与技术创新绩效负相关;知识型关系专用性投资与VC监控行为负相关,与VC增值服务正相关,VC增值服务与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VC治理行为在关系专用性投资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员工积极组织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505名员工及他们的124名直接主管按照4∶1的比例做了配对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多层数据分析,考察工作压力、工作匹配度、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影响,分析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外倾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的积极组织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在工作匹配、工作压力与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员工外倾性人格特质对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积极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即外倾性人格特质能够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影响,减弱其对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不利影响。     

“不问苍生问鬼神”——台湾政坛爱算命

“政坛爱算命,但是不要迷信,其实只要懂得转念就可以开运了,因为改变了想法之后,行为就会跟着改变,行为改变之后,命运就有转机。”在上任第一周首度施政报告中,台湾新任“行政院长”吴敦义,为自己在上任前远赴香港找“铁板神算”陈康泰算命的行为公开辩解。     

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当资本市场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迎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需求获得现金股利溢价。然而,不同公司具有的迎合能力有差别,迎合能力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制定满足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现金股利政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股利迎合的对象展开,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投资者、大股东甚至监管政策的要求,但缺乏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3个方面研究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具有的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进行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迎合能力不同的公司中现金股利迎合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不同迎合能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现金股利迎合能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自由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和成熟型的公司中现金股利溢价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强烈,这些公司更有能力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实施现金股利迎合的同时也会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迎合能力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运用盈余管理配合现金股利迎合维持股票价格。         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公司迎合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结果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现金股利监管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市场投资者行为,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