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汇储备的合理利用与管理

文章分析了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以及目前外汇储备管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新挑战,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外汇储备的合理利用与管理提出若干建议。     

农村彩礼转移中的财产属性叠加与关系政治

既有研究主要把彩礼放在“男方—女方”、“母家庭—子家庭”或“社会—家庭”等二元结构内展开研究,较少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是新形势下彩礼转移的新变化及其社会意涵。研究发现：农村彩礼转移路径逐渐延长,具体表现为彩礼从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再从女方家庭转移到小家庭。当彩礼转移到女方家庭的时候,彩礼自带的男方家庭财产属性和附加的女方家庭财产属性就会叠加在一起。财产属性叠加模糊了彩礼的财产归属,这给女方家庭、男方家庭和小家庭索取彩礼都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从而在彩礼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十分微妙的关系政治。当彩礼最终从男方家庭转移到小家庭的时候,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和小家庭三者之间最终会达到一种较为均衡的关系状态。     

甘肃省庆阳市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甘肃省庆阳市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愈演愈烈,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庆阳市部分农村展开调查,在深入分析当地高额彩礼问题现状及其成因的基础上,就如何有效解决高额彩礼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建设一个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婚前婆家给的现金,算私房钱吗

正问:我和丈夫结婚前,婆家没给我们买房,只给了我们12万元现金,4万元算是给我的彩礼,另外8万元丈夫收着。5年过去了,现在,我和丈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本来都说好了财产平分,丈夫突然又提出当年他们家给我4万元的事,要求我把这笔钱还了。我觉得这钱就是给我的,算我的私房钱,哪有要回去的?可丈夫坚持说,结婚时是说给你,现在你要跟我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恋爱中大额财产赠与及返还探析

恋爱或共同生活期间,一方往往会有赠与另一方大额金钱、房产、钻戒等行为。恋爱关系破裂后,赠与财产的一方往往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要求另一方返还,因没有证据支持,败诉后以不当得利另行起诉或以不当得利提起上诉。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民间借贷还是不当得利,在诉讼中都存在着举证和说理困难。恋爱中,一方出于结婚目的而给予另一方大额财产的行为,实质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由于恋爱关系破裂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缔结婚姻,则赠与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原告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该合同,要求被告返还所得利益。     

彩礼纠纷司法裁判研究——兼评青海省基层法院审判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观念

彩礼是我国民间男女双方缔结婚约或者结婚之习俗,且经久不衰。近年来,因彩礼给付产生的纠纷,虽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依据,但各级法院司法裁判有不同的做法,民众、法官对此有不同的观念。为此,本文以青海省基层法院审判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为切入点,在梳理了学术界对彩礼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了法官处理彩礼纠纷的习惯做法,归纳了民众、法官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处理的不同观念。     

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

以"天价彩礼"为代表的婚姻成本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一项沉重负担。彩礼的多寡与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的强弱有关系。在父代强责任的地方,子女婚姻是父母的事情,他们在传统通婚圈内为子女找对象,从而强化了对本地婚的偏好,使婚姻的本地市场和全国市场并存。在"性别挤压"和本地女孩外流的双重作用下,婚姻的本地市场竞争激烈,男方家庭只有不断抬高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吸引女孩,女方则会竞相索要高额彩礼,从而共同推高了当地的婚姻成本。在父代弱责任的地方,结婚是子代自己的事情,他们一般在打工地找外地对象,从而打破了本地通婚圈,婚姻的本地市场被纳入全国市场。全国市场的选择空间相对较大,女方只能在全国平均价格上要价,因而要不起高价,也就较少出现"天价彩礼"现象。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明星收入现象探析

近年来，我国明星的高收入现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质疑，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制度、扼制明星畸形收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指导我国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对解决以明星为代表的高收入现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我国明星收入在片酬构成、资本投入、产品代言、签订合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深层原因在于明星社会责任失范、市场需求畸形化、调节机制欠完善、有效监管缺失等。为了有效根治当前明星收入不合理的问题，需要从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进行解决：遵循立法先行原则，高标准守住法律底线；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悬殊化；加强政府调控，防范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加强认同教育，发挥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发挥外部监督，推进影视明星行为规范化。     

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理解低额彩礼的一种视角——基于粤北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家庭是理解彩礼性质和彩礼变迁的重要变量。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关于彩礼性质的解释存在形式主义的局限。事实上,彩礼嵌入在特定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中,并受到家庭动力学机制的具体规定。华南地区的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是理解当地低额彩礼的结构性原因。这种家庭再生产模式具有低度代际支持、低度代内竞争和低度社区竞争等特点,强调联合家庭整体的文化认同,从而抑制了彩礼上涨的动力,维持了彩礼水平的相对均衡。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有助于抵消婚姻市场失衡导致的婚姻要价效应,进而低成本地实现家庭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