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翰与林则徐的关系述论

杨国翰与林则徐相知相交14年。两人谈励经常、书信往来,触及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严重的 社会问题。杨国翰去世后,林则徐撰写了墓联和墓志铭,对他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1840年以前清代制作、私贩、买食鸦片罪的法制研究

清代自雍正时期至道光二十年即鸦片战争以前,对鸦片犯罪的立法经过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几条到专门章程的过程。罪名逐渐增多,量刑也从轻至重。对这一时期鸦片犯罪的立法从制作、私贩、买食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相关案例探讨司法运作状况,以期对现代禁毒法制提出历史借鉴和建议。     

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巨大规模的国家贩毒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是此后日本发动一系列扩大侵略战争的桥头堡和发源地,也是众多大规模殖民、奴化政策的实验场,在鸦片政策上也是如此。伪满洲国的财政制度乃至鸦片专卖制,都是在日本大藏省派出官僚的指挥和参与下制定的。整个伪满洲国的制度体系都采用了日本的模式。在统治区内大肆收购民间鸦片甚至强制掠夺,冒险到华北、西北各地以及国外采购走私鸦片,管理日朝侨民贩毒问题以及对上瘾者登录等,都表明在伪满洲国财政体系中,实施鸦片专卖制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政策。该文主要依据日文相关资料对日本当局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贩毒事实进行分析,揭示其实质是日本为满足侵华需要而进行的有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国家贩毒。     

平民价格享用“白色鸦片”

前几天,在旅行社工作的明友小李打电话说：“乃坚,咱们去军都山滑雪啊,”听罢,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好嘛．我都多大岁数了,老胳膊老腿的知天命之年,滑雪去,这不等着扭腰折腿吗？小李仿拂看穿了我的心事,忙说：“没关系,滑雪场里比你岁数大的不是没有,”     

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

本文重点对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中，普遍而广泛的鸦片种植，无疑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这一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从药品、食品到毒品——鸦片的社会学研究

鸦片在中国从唐代到明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漫长岁月中并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为什么在清代泛滥成灾、酿成公害？鸦片由生饮、煮食到吸其烟气,方式的变化,促使鸦片从药品、食品一变而为毒品,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且受到国人的热捧,吸引上瘾者纷纷上钩,如痴如狂,不数年风行全国各地。     

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     

赫德与鸦片"税厘并征"

“税厘并征”是晚清鸦片税征管制度的一次重要改良。总税务司赫德为扩大海关权限,积极促成海关介入洋药厘金的征收,并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换取税厘并征在港、澳地区的施行,进而又借土药税厘并征企图插手中国内地税政。鸦片税政改良,虽有助于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巩固,但同时也奠定了海关在清财政中的重要地位,从而确保了英国在华利益。     

洪秀全禁烟主张与太平天国的禁烟立法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厉行禁烟立法对内反对吸食、贩卖、种植鸦片,改革社会陋习,对外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鸦片走私。由于禁烟立法的颁布和实施,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内,鸦片一度几乎禁绝,在中国近代禁烟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下的西北农村社会问题分析——以民国时期甘宁青三省区为例

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构成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表现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高利贷贯穿鸦片种植、征收、交换和吸食等的全过程,双方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鸦片生产为高利贷剥削提供了机遇,高利贷成为农民因鸦片问题而遭受重重剥削的重要环节;鸦片因高利贷的助长而更加泛滥,高利贷借助于鸦片而尤为猖獗.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并与一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带来了甘宁青农村灾荒频仍、军阀暴政、农村破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