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恶势力犯罪

黑恶势力是社会的“怪胎”和“毒瘤”。其犯罪组织性、纪律性、暴力性、腐蚀性、区域性特征明显。近年来 ,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科技化、智能化、武装化和向政治、经济领域渗透的发展趋势 ,其危害日益严重。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必须与时俱进 ,创新机制 ,加强政权建设 ,实行“重典治黑”。     

打黑除恶宜打一场“人民战争”

重庆在打黑除恶的风暴中,除原司法局局长文强及其弟媳谢才萍的落马外,陈明亮和黎强两位重庆人大代表的落马则分外引人注意。此前,陈明亮靠放高利贷、暴力收债获取暴利,黎强则是靠暴力垄断100多条公交线路经营权而获得暴利。据了解,此次被铲除的黑恶势力中的头目中,不少人除了在娱乐业、房地产、民营交通运输领域疯狂攫取高额利润外,还热衷于公益事业,往自己头上加盖红顶子,以攫取政治资本,其中陈、黎二人还当选为人大代表。更让人不安的是,重庆第一女老大谢才萍设有赌场的五洲大酒店所处位置,对面是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旁边是重庆市国家安全局,这是一幅极富象征意味的黑恶势力政治渗透的地图。     

街边“毒”小吃罪行大揭秘

【新闻背景】2006年7月，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三湘大地：7月6日中午时分，前往衡阳市参加“打黑除恶现场经验交流会”的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乘坐着别克专车刚刚行驶到衡枣高速公路衡阳段出口，就被守候已久的湖南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的同志截住，当场宣布了对他执行“双规”的决定。至此．这起由公安部督办、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励明安亲自挂帅并担任组长的永州“6·28”特大黑恶势力团伙案终于浮出水面。     

政治

“打黑”成败攸关中国反腐大业 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掀起的反黑风暴,引发全中国以及国际的共同关注。重庆的打黑行动之所以轰动,是因为除了暴露出黑帮打杀的社会治安问题之外,一批包括亿万富豪、人大代表在内的黑恶势力头目相继落网。甚至包括原本属于国家专政机关的原司法局局长。重庆的官商黑三角网络。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重庆高调打黑,中国却不是重庆独黑。类似“警匪一家亲”的故事在中国时有所闻。     

重庆打黑进行时

新世纪初的这次反黑风暴,让一些90年代初甚至更早就跻身黑恶势力者“离开一线”。这些人分道扬镳,一部分人彻底“洗手”,另一些人则退居幕后,操纵帮会头目。     

警惕：黑恶势力向政界渗透——中国基层政权出现“黑金政治”？

黑社会最大的危害性在于：他们通过各种各手段向政界渗透,获取政治上的庇护甚至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这严重破坏了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不久前,沈阳市警方摧毁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该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纠集大批打手,购买私藏枪枝弹药,暴敛钱财,滥杀无辜。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竟然是沈阳市人大代表。     

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分析

犯罪行为是犯罪心理的外化,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犯罪行为的多样性; 犯罪行为的疯狂性和暴力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犯罪行为的狡诈性;犯罪行为发展的渐进性;农村黑恶势力犯罪行为具有地缘性、亲缘性和纠合性的特点。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生成及其认定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是网络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日益交融的结果。在司法机关的高压打击和网络便捷等因素影响下，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日渐被黑恶势力组织利用。伴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悄然而生。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具有“进化”的特点和“异化”的表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弱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出现软化；“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形态“无形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产业链化”和“节点化”,三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实施空间的“虚拟化”。当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仍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机关无法精准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确立“形式+实质”的认定标准。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