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非理性社会舆论下司法正义的实现——由“夏俊峰案”引发的思考

"夏俊峰案"引发了大规模的非理性社会舆论。这既是传统法律制度与现代法治观念冲突所致,也与当前民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和脆弱的司法权威有密切关系。非理性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审慎的对待案件,保障司法公正;但亦存在着干扰司法独立、侵蚀司法权威等诸多消极影响。恪守司法独立理性审判、扩大审判的公开性保障民众知情权、加强判决的说理性以理服人、加强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是在非理性社会舆论环境下实现司法正义的必要措施。     

承前启后之共和国初年的高师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主张发展教育、师资先行,特别是高师教育最为重要,故而在各大行政区各设立一所师范大学,这与近代教育先贤苦苦推行的"高师教育分区制"暗合,同时还提出地方上也应建立师范教育机关。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计划,在"院系调整"中,不仅撤销了大学教育学院,还撤销了部分普通大学,着力改建师范学院。经此改革,高师教育也结束了此前动荡的前五十年史,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旧有观念和认识的消退,绝非朝夕之事,社会舆论包括学界仍旧怀疑是否需要独立的高师教育,教育部对此持开放态度,让双方相互辩论,结果真理越辩越明——中国需要独立的高师教育,由此获得了稳定的后五十年史,直到新世纪前夕教育体制改革,变更了师资培养的方式。立国之初的改革,可谓承前启后之功。     

商科90后大学生选择财会专业的影响因素辨析

以个性独特的商科90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辨析“财会热”背景下其是否选择财会专业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学生是否选择财会专业的决定因素是人格特质,其中事物倾向的学生会选择财务专业,人际倾向的学生更有可能选择非财会专业;工作可获得性、初始工资、工作稳定性等情境因素也是影响学生是否选择财会专业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因素;此外,虽然性别和父母意见也对学生是否选择财会专业产生影响,但作用有限。     

审美现代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诗文翻译研究

以林语堂英译《东坡诗文选》为个案,从审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出发,综合分析林氏诗文翻译主、客体中的审美现性特征,可以发现林氏和东坡有着相近的性情和禀赋,林氏翻译实践具有鲜明的审美现代性特征,以此为基点可以探索中国传统诗歌外语翻译及其研究的新思路。     

当代小说视域中的农民身份问题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国家意志、现代化建设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小说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集体身份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强调了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个体愿望;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在小说中的身份内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主体位置逐渐弱化,自身的价值诉求得到肯定与确认,但是农民身份的隐喻含义也得以细微展现;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农民及其衍生出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而言,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亦或是留守乡村,“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都将缠绕着他们,并呈现出进一步模糊化的趋向。     

新农村建设中民生科技发展研究

目前我国的民生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在农村,迫切需要相关科学技术的支撑。农村民生问题的解决不但需要政策的支撑,更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充分发挥科技在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解决农村存在的民生问题,从而推动农村民生工作的发展。在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使广大的农民共享科技进步的成果。     

从关联翻译理论看儿童文学的翻译——《夏洛的网》汉译本个案研究

运用关联翻译理论,比较了儿童文学作品《夏洛的网》的两个汉译本,探索了翻译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关联翻译理论带给儿童文学翻译很多启示。首先,译者需要寻求最佳关联性,生成符合译语规范的、通顺的译文;其次,要考虑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认知环境不同,进行创造性叛逆;最后,译者需要忠实传递作者的意图,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多的语境效果。     

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洛香村互助性侗族习惯法规范与刑法冲突问题调查与思考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洛香镇的洛香村位于贵州侗族最核心的聚居区域,当地侗族习惯法内容包含有互助性规范,即村寨内的所有成员都有维护村寨公共利益的义务,村寨内任何成员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所有成员都有帮助的义务。一些触犯刑法的群体性事件源自于侗族习惯法中的互助性规范内容。不与国家法严重冲突的互助性习惯法规范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