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及其原因

唐宋是岭南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教育文化和商业文化等三个方面，但其总体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北方，唐宋政府对岭南开发的重视、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以及谪官在岭南的贡献则是唐宋时期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网上考古的新发现——关于《碣石调·幽兰第五》的原本问题

《碣石调·幽兰第五》的原本问题为笔者同吴文光、戴微争鸣多年而未获结论的难题.最近,笔者运用http//www.emuseum.ip/cqi?SvoID=3&ID=wcq7&subid=s 000网站,发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幽兰》卷纸本的原件,是为东京本之二.这次网上考古的发现证实了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确有两份《碣石调·幽兰第五》即东京本之一和东京本之二,后者为原本.本文探讨《幽兰》版本列表、对日本方面迟迟不提供原本之讨论.黎氏刊本与原本之比较等三方面问题.     

大数据环境下商业信息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由于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大量潜在交易无法实施,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效率。本文指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关键,并基于大数据技术发展动态,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商业信息服务模式,深入分析了其中所包括的主体及其主要作用,并给出了相应的运行机制。     

初心与使命:中共“延安五老”的价值追求

“延安五老”青年时期就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们都未曾改变自己的信仰,牢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卢沟桥事变以后,他们全力投入到全面抗战的紧张工作中,并在抗战胜利后继续为争取和平建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而奔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政权、民主、法制、教育等各方面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延安五老”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有益于帮助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之比较

从明朝后期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近300年的时间里,中国伊斯兰伦理思想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大批“以儒释伊”的汉文伊斯兰译著家和思想家异军突起。他们以实际行动开启了历史上的“回儒对话”,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进一步巩固了回族穆斯林对中华文化的适应。刘智的“五典”学说就是这次“回儒对话”的重要成果。本文就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全面认识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伊斯兰文化的本来精神。     

"墨分五色"的认识原型

为了探讨"墨分五色"的认识原型,运用原认知结构理论,对中国画审美之贵"墨分五色"这一价值观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得出"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这一文人画笔墨价值观的核心,乃是与道相配的"本色"或"正色"文化心理在笔墨变化上的体现。换言之,古人不是感觉不到自然界丰富多彩的颜色变化,而是"道""德"意识左右着他们的文化心理,并使之主动放弃甚至蔑视五色之外的其他颜色。经过一千多年文人画的发展、五色观念无疑已经使中国画的用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21世纪是中国画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因此,从理论上认识五色观念的文化本源,对于变革中的中国画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理论和实证比较

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系统探讨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和人格测量工具的适用性。根据人格结构的词汇学假设以及跨文化比较的策略，中国人的“大七”人格结构表现出与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显著差异；因此修订西方的人格量表需要首先探索其量表结构，并增加新的项目。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人格结构差异源于对行为的解释及对行为归类的差异。文中还讨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重视跨文化比较的意义。     

当前机关妇女工作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当前我国妇女工作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但总的来看机遇大于挑战。基于机关妇女工作面临的发展机遇以及面对的＂六大挑战＂和＂五个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妇女工作的对策建议。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