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民生

科学发展观开辟了民生理论认识的新境界,也指明了民生建设的方向.民生的最高历史形态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目标;民生的本质属性可归结为最广大的民众所享有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体系;民生实践应当符合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而推进民生建设的根本方法则是统筹兼顾.     

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

通过对古文献的考察 ,参之以民族学材料 ,可以得知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处于对偶婚的居妇家制向一夫一妻制———父系外婚制的过渡阶段     

德宏傣族的西迁与印度阿洪姆人的形成

今天居住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阿洪姆人的祖先，是从中国云南德宏迁去的傣族。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对德宏傣族的西迁和印度阿洪姆人的形成进行了论述。     

张载社会视觉中的"民胞物与"理想及其时代性

"民胞物与"是11世纪思想家张载为解决社会贫困而建构的新型理想社会,主要内容包括恢复井田制度和重建宗族组织两个方面.该理想的产生与张载独特的社会视觉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平等作为这一理想的核心与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     

试论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律询问答复的效力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55条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有对法律询问做出答复的权力。在某些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该种答复作为审判的依据被人民法院所适用。法律询问答复不是立法解释,亦非类似司法解释的具体应用解释,不具有作为有权的审判依据的效力。法律询问答复在普遍适用性、强制适用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其作为规范的效力如何有待讨论。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存在反映实践工作的需求,需要对相应规范进一步地明确和改造。     

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若干思考

我国地方人大专委会对于人大职能的实现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相关制度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地方人大专委会作用的充分发挥存在诸多障碍。故从理论分析入手,结合实证研究,探讨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路径选择,能对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实现有所裨益。     

榆林市不同年龄人群体育需求现状及对策

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法、数理统计等方法,以榆林市16-25岁、26-35岁、36-45岁、46-55岁和56岁以上为分组研究对象,对榆林市不同年龄人群的体育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并通过统计分析,探索制约榆林市不同人群体育活动的因素,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榆林市不同人群健身运动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四川藏区的媒介形象建构——基于《纽约时报》《人民日报》的比较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近30年来有关四川藏区的报道为依据,分析其对四川藏区的形象建构。主要发现,在报道主题上,《人民日报》涉及社会、政治、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纽约时报》主要关注社会方面;在报道立场上,《人民日报》以正面报道为主,《纽约时报》以负面报道为主;在媒介形象上,《人民日报》建构的四川藏区形象比较正面和丰富,《纽约时报》建构的四川藏区形象负面并且单一。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