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

五四时期 ,欧洲与亚洲之间、亚洲各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 ,调和东西文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学者的共同期待。在亚洲 ,反应最强烈的是印度、日本和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的呼应大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促使部分中国学者极力想找到中国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而欧洲思想界的波动 ,则成为中国文化调和论者有力的舆论支持。     

西方思想的传入与中国女性主义的崛起--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的思想来源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的产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启迪和影响:西方女性主义开辟的话语系统,提出的讨论范畴,如婚姻自主、人格独立、参政权、教育权、产儿制限等,被直接用于新文化运动前期女性主义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女性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进入中国,并以其阶级的视角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女性主义的指导思想。     

《民办教育促进法》适用范围的法律特征

法律的适用范围决定着法律的效力范围,是适用法律的首要条件。正确理解《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适用范围,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法律效力,发挥《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现实规范作用。     

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领导主体看运动的特性

学术界在认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性质方面迄今尚有分歧，存在着“旧中产阶级争夺权势说”、“企业主利益冲突说”、“城市新中产阶级价值观改造说”和“中产阶级文化重建说”等多种观点。然而对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与领导成分的考察则表明，知识分子在运动的领导主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并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可以被界定为是一次由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革运动。     

杜威的五四观及其影响

杜威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应邀来华讲学,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了理性的评价,对其未来走向给予了前瞻性引导,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杜威对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感情色彩表示担忧,主张感情与理性相互配合。既反对一味的守旧,也反对盲目的趋新,提出中西文化折衷调和的主张。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缺少和平建设的环境,也由于杜威自由主义实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缺少理性的对话,杜威思想不可能承担起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责任。     

对我国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反思

民事主体资格问题不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中, 同时对其他法律关系也会产生影响。关于这一问题在理论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就有关问题提出质疑并进行反思, 以求引起重视, 达到完善我国民事主体资格理论的目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文体的外在形式向规范化发展     

生态视阈下的《怀河河畔》赏析

《怀河河畔》(The Banks of Wye)由著名的“鞋匠诗人”“农民诗人”罗伯特·布卢姆菲尔德撰写,记录了诗人1807年于怀河河畔为期十日的旅程。通过描绘诗化的美景展现出怀河附近的风土人情,以及依怀河而居的农民在圈地运动前后的日常生活变化,表达诗人对资产阶级侵占农民土地这一暴行的批判和对农民阶层的同情。从作品内容出发,结合威廉·华兹华斯的著作《丁登寺》,在生态批评角度下,寻找圈地运动对怀河河畔居民的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英国文官制度述论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它在1870年就确立了文官制度,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英国文官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长期、曲折和复杂的过程。文官制度的建立过程与英国的政治体制变化紧密相关。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它的文官制度表现为“恩赐官职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两党制日益成熟,它的文官制度表现为“政党分赃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欧美等国发生了新技术革命,使政府的专业化程度日益加强,它的文官制度表现为“考试择优录用制”。现在英国的文官制度是1968年改革后的产物。本文仅对英国文官制度产生的过程、特点及影响进行述评,使我们从中有所借鉴。     

我国人权教育问题探讨

人权教育不仅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促进人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关系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价值走向。当前我国人权教育存在着学校教育中人权内容安排比较少,缺乏人权教育资料等不足。人权教育的目标在于人权意识和人权知识的普及,这就要求今后通过深化人权理论研究、编写人权教育资料、在普法过程中推进人权教育、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和媒体等途径来加强人权教育,从而提升人权意识,促进人权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