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官制度及其启示——关于法官职业化问题的思考

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是学理上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二者在实践上也时常存在冲突和矛盾。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但是,鉴于职业法官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法官职业化又不能太过绝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跳出要“法意”还是要“民意”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方面坚持职业化道路不动摇,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利用非职业化元素为法治建设服务。     

解读和共绘和谐社会美好蓝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它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成熟。我们要通过维护社会公平、推进善治和构建促使社会和谐的运行机制等途径,扎扎实实地做好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网络犯罪对刑事侦查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犯罪不仅包括以网络为对象的犯罪,也包括以网络为工具的犯罪。由于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手段的专业化、犯罪客体的多样化、犯罪行为的隐蔽化的特点,导致犯罪行为扩散迅速、身份易藏、证据有限、毁证容易、适用法律困难等问题,对刑事侦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管辖权、证据制度和侦查措施三个方面。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的侦查制度较为落后,应当从专门侦查机构、管辖制度、电子数据收集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四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民事再审程序修改如何体现程序正义

《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再审程序存在缺陷,修改后更加强调程序正当性的重要性,如强调了质证的程序价值,管辖法院和审判主体的合法性与结果正当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与程序正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权和辩论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以实施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的绿色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并描绘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行生态重建(生态现代化);建立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重视民主、平等和正义,尤其是生产性正义;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实现劳动闲暇一元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但是它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民生保障的法理基础

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与社会保障不同,民生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全体公民提供的、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基础上不断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保障。民生保障有其正当性、必然性,人的尊严、社会正义、国家责任、人权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为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西方自由主义公平观评述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但对社会公平理论的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社会政策的产生。在西方各种社会公平理论中,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和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3种公平理论的比较与分析,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能帮助我国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的社会公平问题。     

正义的起源与演变逻辑

正义之思伴随着人类文明之思,从柏拉图、休谟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论到以尼采、马克思为代表的反道德论构成了正义史上的界分。也可以说,人类对正义的起源与本质的理解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柏拉图的线索,也是延绵最久,目前仍在勃兴的道德论和伦理学的建构路线;另一条是尼采和马克思的反道德论的线索。但尼采既有反叛历史的意志,也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妥协;只有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虚假正义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和正义史。     

环境保护与世界性的环境正义

现代性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他们对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源于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首设置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或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然而,归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才是第一要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达中国家或地区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的繁荣昌盛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时,一种能力方法理论可以支持我们提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性环境正义理论。     

经济伦理视域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反思

经济制度的公正性是保证经济活动运行的重要条件。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产物和体现,也是维护农民基本生存权利的根本保障。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现实来看,政策制定主体的伦理目标定位、伦理职能的发挥、政策执行主体的伦理责任及执行结果等方面均存在伦理缺陷;借助于数学模型分析发现,政策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的关系直接受到目标制定向度和目标执行向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以上两个向度的分析,研究政策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所呈现出的价值分布状态,进一步构建“政策理念导向、政策制定与执行主体负责、价值分配与权力分配关系合理、政策立法完善、资金投入保障、农民需求参与”的多元政策模式,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伦理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