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内部民主法制化简论

教育内部民主是相对于"保障教育权利平等"的外部民主而言的,包括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民主和教育管理与决策的民主。因为缺乏必要的规范,教育内部民主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非理性的冲动,教育内部民主需要通过理性的法制介入得以合理有效地实现。教育内部民主法制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文化涵化与民族关系——湘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四

文化涵化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湘西地区不仅在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获得巨大发展,而且也推动了该地区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谐。因为,它能使湘西地区各民族人民增进相互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并在掌握汉族认知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树立国家观念,从而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     

论东北亚区域冲突结构与和平体制构建——以中日关系为例

中日两国有着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交流历史。但从近代以来,日本以武力挑战中华秩序,企图建立其“大东亚共荣圈”,从而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结构性暴力”,形成了中日两国的战略冲突结构,阻碍着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进程。因此,中日两国应从东北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中吸取教训,用和平方式化解两国战略矛盾和冲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构建东北亚和平体制。     

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探析

我国在经济机制改革过程中,企业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要解决劳动关系问题、保证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国家大力建设各级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在共同协商对话的基础上解决新型劳动关系问题.虽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三方协商机制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协商机制建设上还不完善,流于形式,因此研究我国各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并且通过对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存在问题的分析,找到完善我国劳动三方协调机制的策略,成为当前解决劳动关系问题的重要课题.     

不安抗辩与预期违约的体系构建

不安抗辩和预期违约分别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在保护守约方使其提前获得救济,防范合同成立后至履行期到来前出现的履约风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合同法中不但赋予当事人不安抗辩权,还建立了预期违约制度,对此学者们存在诸多争议。我国合同法以大陆法为基础,并吸收了国际立法在预期违约上的先进之处,设计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不安抗辩和预期违约制度,二者之间的过渡衔接合理,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     

县域经济产业协同成熟度分析与研究

县域产业部门的产值结构、资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是县域产业结构表现的不同侧面。资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形态决定产值结构,产值结构是资产和就业结构的映射。因此,县域经济产业协同成熟度也是产值结构、资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协同度。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研究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资产结构的协同问题,构造分析县域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资产结构关联度的方法,为县域就业结构与资产结构调整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分析工具,并搜集山东省邹平县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汉英语言文字与中英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制约着文字起源和语言结构。中华民族形象、直观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字起源的象形性和汉语语法直观、意合的特点,而英语民族抽象的思维方式也促成了英语字母文字和英语语法的抽象性和分析性。理清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汉英语言教学、翻译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意义。     

论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

民族认同是民族的自觉行为,表现为一种归属感。跨界民族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认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历史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作用最为敏感。因此,要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问题。     

刑事第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关系研究

刑事二审审判中诉讼主体间的关系已产生变化,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作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应当派员出席二审法庭,陈述其作出一审判决的根据和理由,出庭时的法律称谓可名之为"必要诉讼参加人"。二审法院不应在一审法院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二审判决。但刑事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即使一审判决错误,也只是一审承办法官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了错误评断,二审则旨在纠正这种评断错误,而不是把一审法院作为刑事追究的对象。传统理论关于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或"控方诉求"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二审和再审。只有将"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为刑事审判对象才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