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学研究述评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基于分层贝叶斯分析的残疾率小域估计方法

小域估计（Small Area Estimation）是抽样调查领域里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国计民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失业率、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民意测验等抽样调查都需要采用不同的小域估计方法。本文针对小域估计问题,以估计方法发展脉络为主线,以分层贝叶斯分析的小域估计为重点,对小域估计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最新进展进行简述,并利用澳大利亚残疾、老龄化和护理者（SDAC 2003）抽样调查实际数据,从分层贝叶斯分析角度对澳大利亚残疾率进行估计,最后对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和讨论。     

论罗振玉对边疆史地学的贡献

边疆史地学是清代中后期兴起的一门学问,在近代它又深化发展,并与西北的考古发现联系在一起。罗振玉的边疆史地学研究,顺应了这一最新潮流,他搜集和辑录了大量的西陲古物与边裔金石碑刻,刊布了一些传世史料,并从事边疆史地学的研究。     

“大国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

季羡林先生提出“大国学”的理念,蕴含着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表明,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一直在多元一体中运行。其中,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应纳入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以完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城市语言调查

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语言问题,与此同时,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改变了语言学的实证基础。面对研究对象的变化及其对语言学理论的挑战,一批中国社会语言学家开创了城市语言调查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经过数年的发展,城市语言调查确立了比较明确的理论和方法。城市语言调查依据的主要理论是言语社区理论,探索社区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城市语言调查强调客观、全面地调查研究城市语言状况,反对依靠个别人主观判断的研究方式。产生于21世纪中国的城市语言调查目前已成为国际化的语言学新动向。     

二百年来《红楼梦》“一从二令三人木”众解平论

《红楼梦》王熙凤判词中“一从二令三人木”到底为何意 ,是红学二百多年来的一大未解之谜。通观二百多年来出现的 2 8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可知大多虽用功甚勤 ,却流于附会 ,繁琐考证 ,索隐猜谜 ,意欲字字坐实 ,反而愈失其真。根据《红楼梦》文本和脂批 ,可以断定 :正是已有诸说中那些看似简单浅白之“解” ,恰可符合作者原意———句中“一”“二”“三”只是序数词 ,“从”、“令”、“人木”预示凤姐人生命运的三大阶段 ,即三大转折 ;其中“人木”用的是“拆字法” ,合起来为“休” ,此与“判词”首句“凡鸟”合为“凤”一样 ,既符合谶语特点 ,得朦胧之美 ,又让人一猜即可意会。《红楼梦》毕竟是小说 ,不是谶纬猜谜之书。而既是“判词” ,则只会言之大概 ,不会指一言一事     

小说修辞研究又有了新说法——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的原创性

对于小说修辞的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已有许多理论建树.而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是在前人基础上,以西方学界同类研究成果为标尺,重起炉灶构建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新著.在小说修辞的"主体关系"、"修辞技巧"、"修辞效果"等章节中,提出了本领域颇有新意的理论创见,从此,小说修辞研究又有了新说法.     

“人学”与“知识论”《妇女学》教材中的学科界定

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学着重于对“妇女本质”的求证和对“妇女问题”的溯源;90年代以后的妇女学一方面继承了追问“妇女本质”的传统,另一方面将妇女学界定为对既有知识传统关于妇女的知识之解构与建构。认为作为“人学”范畴的妇女学应该超越以男权为主体建构的知识传统,作为“知识论”的妇女学则需注重知识体系的建设。     

A remedial strategy for data analysis

Professional evaluators are often called upon to analyze data produced by a catastrophically inadequate evaluation design. This problem is occurring more frequently as accountability pressures force program experts into evaluation activities for which they are not trained. A remedial strategy involving diagnosis of error, application of a corrective procedure and sensitization of program personnel of the need for a more sophisticated stance, is proposed as a solution. A case study is described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a remedial strategy to improved evaluation is outl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