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空间与文化调适——云南东莲花村回族古民居研究

从历史、空间与文化调适三个层面对云南东莲花村回族古民居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东莲花村回族古民居受伊斯兰文化、汉族文化、白族文化等多元文化影响而呈现出复合型文化特征,进而阐述回族文化在地方历史文化中所具有的包容性与调适性特征。     

六朝时期“东亚文明圈”民族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在东亚史中,六朝时期的"东亚文明圈"是较为复杂的。从外缘性因素(国际朝贡关系、王朝分裂对立等)来看,东亚诸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紧时松,所呈现出的"螺旋式"的关系演进让东亚文明圈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分割。在汉魏六朝史籍资料中,以"辽东——乐浪"线的分合为主线,分析东晋南朝、北朝(尤其是北齐)的东亚朝贡国之等级关系,可以看到中国本土自身的南北分裂状态引起了东亚文明圈内诸民族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中西方狂欢文化比较

狂欢是人类一种普遍性的精神文化和民俗文化现象,中西方狂欢都是被压抑心理的释放和宣泄,都具民间性、自发性、广场性、娱乐性、戏谑性、物欲的放肆、对既定秩序和权威的颠倒等特性,但是中国狂欢与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截然分开,狂欢的戏谑性远不及西方狂欢活动。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佛经词语拾补

汉译佛经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解释现身、不但、重担等几个东汉佛经中的词语 ,足可以补正《汉语大词典》等书的某些词条     

花东田猎卜辞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由于旧有非王卜辞中田猎材料有限,故以往的田猎研究多据王卜辞,而新出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属非王卜辞,其中刻有田猎卜辞者在43版,为我们研究殷商时期王室贵族的狩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在对花东田猎卜辞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将其与以往的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对其中涉及到的田猎日、田猎地、田猎用词、猎获物、狩猎参加者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使得我们对商朝贵族的狩猎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探讨花东卜辞主人“予”的身份地位,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     

中国东海区外资海洋企业集聚演变与区位指向研究

区位优势是外企投资决策关键因素,明确外资海洋企业区位规律有利于各地制定地方化外资吸引政策。基于东海区（除中国台湾）外资海洋企业数据,利用重心模型、核密度、缓冲区等方法探析外资海洋企业的集聚格局演变及区位指向。结果表明:（1）外资海洋企业行业分布以水上运输、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水产品加工、渔业等传统海洋产业为主,尚无成规模的外资高科技海洋企业和海洋型新兴企业;（2）外资海洋企业呈现多中心集聚格局,已形成11个集聚区,其中核心集聚区分布于上海市中心（黄浦、虹口、静安等区）及浦东南汇新城、宁波镇海北仑和舟山本岛、厦门本岛及海沧;（3）外资海洋企业区位显著特征是趋向海岸线和城市中心,但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区趋向。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清末为争取在荷属东印度设领的外交努力

1897年清政府就在荷属东印度的设领问题,与荷兰展开了交涉。这既与当地华人、华裔遭受殖民当局迫害有直接关系,又是中国早期外交官设领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吕海寰作为清政府的首席代表,纵横捭阖,对该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设领尝试最终未能实现,但它为1911年在荷属东印度设领成功奠定了基础。     

冷战期间美国中东公众外交的困境

美国在中东的公众外交始于二战期间,其活动包括宣传美国的中东政策,反击中东反美宣传,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等,目的是拓展美国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实现其中东利益。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中东的公众外交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立公众外交部门,建立信息文化中心,并由公众外交官负责开展具体活动。美国的中东公众外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渐成熟。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其活动逐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最终于90年代末跌入谷底。冷战期间,美国的公众外交官在中东公众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外交官也关注诸如美苏宣传战等议题,但是阿以冲突才是困扰他们的首要议题。同样,阿以冲突也是严重削弱美国中东公众外交成效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