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论土断

土断是理解东晋南朝侨旧问题的一大关键。东晋南朝 2 70余年间 ,明确见载于史的土断计有十次 ;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的小范围或地区性土断 ,则一直没有停止过。东晋南朝的土断 ,主要是为了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整理侨州郡县 ,力图使混乱不堪的政区走上正轨 ;二是改白籍为黄籍 ,以期取得“财阜国丰”的局面。虽然土断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 ,但屡行不辍的土断 ,却对东晋南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 ,乃至后世的历史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时代发展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

20世纪最后10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教训。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站稳脚跟,加快发展。     

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的多元形态——从区域史的观点看

21世纪东亚儒学研究正渐成显学。本文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经验,对上世纪后期史学界新出现的区域史研究方法的意义及其问题提出若干看法;继而将中国置于东亚地域,对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地域所呈现的多元样态做一客观的了解;指出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传统儒学在东亚的历史,必将由此建构东亚儒学是一多元文化形态之观念,庶可避免以往一国史研究容易陷入的中国中心论。     

走向环境可持续的东亚地区——第三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当前环境可持续问题成为东亚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2011年10月在韩国加图尔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围绕着福岛核电站灾难、环境污染及受害者赔偿、环境政策、生态与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及应对、环境意识与生活方式、农村环境问题、环境社会学理论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交流。     

中国在中东的风险分析:以海湾地区为例

极具地缘战略价值的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是中国"大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中东存在政治、经济、贸易、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利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中国获取中东利益时面临外部较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纷争四起、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中国需要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对其认知必须充分,分析必须深入,规避务必得当,以期把预期风险化解到最小,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自己在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利益最大化。     

略论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及其类型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也因为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南宋浙东各地刻书业之间,无论刻书主体抑或所刻书籍,均颇具地域特征,并大致可分为以越州、婺州、明州为代表的三大类型。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期浙东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面貌。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什么没有涉及远东

本文从赛义德的出身背景、研究方法和东方历史三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没有涉及远东:一、限于阿拉伯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深受中东中心主义或伊斯兰中心主义影响,赛义德突出近东、中东,忽略远东,将远东置于东方的边缘地带;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适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东方主义研究;三、西方殖民势力没有在远东(主要是中国)取得长期、绝对的殖民统治。故此,远东不具备东方主义发生的必要条件。     

东亚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阶段及其兼容性特征

文章采取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当代东亚主要政党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原因和兼容性的本质特征:第一,论述了东亚主要政党意识形态兼容性的本质特性、兼容性程度、民主的内涵及其价值层次,以及它在政治发展和意识形态发展阶段上所处的位置。第二,认为东亚各国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论证了每一阶段的意识形态的特征。第三,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社会结构变迁、政治体制、全球价值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几个方面对东亚执政党意识形态变化的原因和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     

试论甲午战争前夕英俄的远东外交

甲午战争受列强的远东政策所支配和左右。本文分析了英、俄列强调停甲午战争的动机与目 的并运用日本的外交史料阐述了调停的过程，指出：英、俄的外交调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日本“开战外交”的顺利实施。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政府对明治以来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的一次大清算，其战争目的明确，准备周密，开战决心坚决。日本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在并 不利于日本“开战外交”的国际形势下，实行了一条冒险主义的外交路线，使英、俄的调停 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