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语的使用现状及其结构特征——以贵阳市花溪区养牛村布依语为例

养牛村布依语正处于濒危状态.其语言功能严重弱化,使用人群老年化,语言习得出现断代现象,多数居民已完全转用汉语.其语言系统深受汉语影响,但仍然鲜明地保持着同汉语的区别性.     

白话为主多语并存——浅论百色市右江区白话及语言接触(一)

文章分析了百色市右江区语言使用情况及其原因,白话在百色城区呈萎缩趋势的原因,并简要分析了壮语对白话的影响。     

二语写作过程中母语使用的量化分析

采用发声思维、回顾性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记录了16名英语专业学生在二语写作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并对该过程中的母语使用量及其与思维活动、二语水平间的相关性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母语被广泛地应用于二语写作过程,且平均的母语使用量占整个思维总量的39.60%;2)母语使用量随着二语水平的不继提高而减少;3)语言使用中的母语使用量与总体评分呈负相关.在以上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改建了二语写作模型,为二语写作的教与学提供一些参考.     

生态经济化的实证与规范分析——以嘉兴市排污权有偿使用案为例

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是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场革命。该制度于中国率先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开始探索,进而发展到嘉兴市,再进一步推广到江苏、浙江两省和全国部分省市,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制度创新的一个范例。排污权是一种日益稀缺的生态权,有偿使用排污权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提出了生态经济化假说,并求证了排污权有偿使用这一生态经济化制度安排的均衡条件,如前提条件、必备条件、保障条件和技术条件等。最后,本文对排污权的本质意义、总量控制、价格决定和交易机制等关键问题做了规范分析。     

由简帛异文谈古代通用字问题

本文结合简帛典籍异文,申论建立古代通用字概念的必要性,并就通假字、古今字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略作辨证。     

基于AHP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评价及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从资源稀缺度、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土地利用动态度4个方面对武汉市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武汉市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进行评价。研究表明：武汉市土地资源稀缺,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突出;城镇建设用地不断外延扩展,不仅占用了大量耕地,而且利用效率低;从土地利用结构看,农用地占地比例较大,但农用地的生产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武汉市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很高,后备土地资源相对不足;从单项指标看,林地覆盖率分值非常低,后备资源丰富,需要进一步开发。针对武汉市土地开发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变革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隐形流转和试点实践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法规,却成为社会上通行的做法;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尤其是经济的飞速发展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成为必然趋势,确认其流转的合法性是立法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国家应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权益。     

关于雨水集蓄利用基本问题的阐释

水资源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在我国干旱缺水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实践证明,单纯依靠主干水利工程难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上的缺水地区长期以来依靠"雨水集蓄"的方式来解决用水问题,近年来该种方式得到技术部门的重视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此,法学界并没有提供法律层面上的支持,这一点急需改变.法学界需要从现实调查中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理论对该问题给出法学上的解释,并为相关立法提供必要建议.本文主要介绍干旱缺水地区雨水集蓄利用的基本问题,对"缺水地区"、"雨水集蓄"等概念作了界定,对人类利用雨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雨水集蓄的优点进行了分析,对我国和世界各国雨水利用的实践作了说明,最后介绍了我国理论研究现状及本文的主要论述范围进行了定位,为后面的论述作了全面的准备.     

宅基地问题的法律分析

宅基地因为无法流转造成了其上房产流转的困难,我国物权法对于宅基地的规定并未有所突破,但确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效力。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物权,它的创设是如何的,它进行流转、、赠与等财产性的处分是否应当得到法律承认,宅基地的法律定性又是如何?本文对此问题作一个探析。     

论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

环境法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与民法、经济法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具有显著的差别。环境法意义上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是环境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指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利以及从事与自然资源有关的财产性活动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考虑到了农村公民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优先于一般的土地经济权利的法律地位。环境法还需要进一步将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项独立的环境权。当全社会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而需要限制农民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时,政府必须代表全社会向这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支付足额的生态效益补偿,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我国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环境法对于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