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研究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我国关于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的研究从1979年开始,二十多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专著很少,论文大多集中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总的说来,从西方大学自治演变方面研究的多,从中国的文化渊源和社会背景方面研究的少;从宏观角度研究的多,从微观角度分析的少;理论思辨的文章多,实证的调查研究报告少。因此,我们需要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研究高校办学的自主权问题。     

大草原文化——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草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草原文化从历史、地域、影响、底蕴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一个"大"字,要弘扬草原文化必须认识到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体现是多种多样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好这篇"大"文章.     

专题教学与大学生忧患意识的培养——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考察中心

忧患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专题教学不仅能激发大学生的兴趣,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同时在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方面也具有较好的效果。专题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融合、并行不悖,同样具有＂育人＂功效。通过一些必要的技术环节的设计,专题教学能够为大学生忧患意识培养提供有效的保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

长期住在农村的柳青亲身经历了合作化运动的过程,深刻认识到农业合作化道路对改变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的重要意义。他的《创业史》以非凡的气势、精巧的构思、生动的人物形象回答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杰出的典范作品。     

隔江人在雨声中——方秀洁的吴文英词研究

海外学者方秀洁的《吴文英与南宋词艺术》一书是吴文英词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一部充分显示作者词学研究水平的力作。在此研究中方秀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对吴文英词"质实"特征的研讨中,作者运用西方语言风格学的理论,从语汇、语法、修辞、用典、结构等方面加以深细的剖析,不但对吴词"质实"风格之体认从含糊不清的感悟落到了具体而微的实处,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整个吴文英词的研究,同时也对大陆学者的词学研究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汉字学论稿》述评

本文从汉字字体演变的四个阶段说、假借的转声托事与转注、汉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说、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说四个方面评述肖甫春的《汉字学论稿》,认为该书以转声托事为津粱,成功地解决了转注问题,把造字法与汉字历史发展统一在一起,得出对汉字性质新的认识,这是一种汉字学基础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中国文艺思想的"梦思维"——古典文论阅读札记

梦,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类精神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出现后,"梦意识"在现代思想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推动了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唤醒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梦思维"的兴趣和关注.所谓中国的"梦思维",既是对中国传统文献、特别是文论中一系列有关梦的认识与理论观念的辨析,也是打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在有关梦意识方面隔膜的一种努力,试图在不同文化理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论历史调节机制

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最基本的历史调节机制,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构成人类历史得以维系、延续和发展的永恒纽带和基础。当然,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的调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都不可能是单独起作用的,必须综合运用上述历史调节机制,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Beyond “filling in the gap”: the state and status of Latina/o Feminist Media Studies

Against the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drop of the ongoing Latina/o media “boom,” this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delineates the location and status of contemporary Latina/o Feminist Media Studies. Departing from a critique of current mainstream Feminist Media Studies research and citational practices, it traces the influence of rapidly expanding transnational Latina/o media markets, the gendering of Latinidad,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ms on recent Latina/o Feminist Media Studies scholarship. As it not only breaks with exclusively domestic analyses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accurately reflects twenty-first century media’s transnational orientation,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thematic concerns of Latina/o Feminist Media Studies must ultimately be reframed as central, not marginal, to Feminist Media Studies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