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学术突围与创新努力——2010年度文艺学学术热点扫描

2010年文艺学研究热点具有前所未有的新质。对伯明翰学派和文化研究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口号上的宣传和只言片语的引用,无论是在学术史研究还是方法论反思上均有重要进展;文学理论的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之争也不再各执己见而是更加开放与包容;围绕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争论尽管波涛汹涌,却也已显出退潮之意;与之相反,对文学与形式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却在平心静气的不争论中共同推动研究的深入。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对文学的迷信——“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文学功能观及相关问题

五四以来,作家高估和片面夸大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陷入对文学的迷信中。虚悬文学接受状况、无视文学接受史和作用史,是作家迷信文学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作家和受众混淆文学和生活、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作家迷信文学得以实现的方法论前提。作家大多兼备文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双重身份、且偏重后者,是他们迷信文学的心理根源。眼下,破除对文学的迷信是文艺界创造文学良性走势的重要途径。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新华日报》的文艺专刊《星期文艺》

《星期文艺》是《新华日报》创办初期设立的第一个文艺专刊,由胡风编辑,因稿源缺乏,问世不久就停刊了。《星期文艺》注重评论,它存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初步形成了《新华日报》文艺副刊注重战斗性、批判性的特色。由于胡风在文坛的重要影响以及“七月派”作家的有力支撑,《星期文艺》也得以刊载了一批生活实感与战斗激情紧密融合的优秀创作,形成了抗战初期文艺园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逻辑史的参照系应当是整个人类思想史本身——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被邀约至逻辑史名人堂谈起

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对作为推理科学的逻辑学的理解有重大的贡献,然而,在标准的逻辑史著作中他们并不占据着显要的位置。的确,他们并没有以形式的或符号技术的方式直接地对逻辑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对逻辑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哲学的方面。他们通过研究逻辑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从而为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解。     

阿里克斯·马凯及其编著的《西藏历史》

本文简要介绍阿里克斯·马凯的藏学研究情况并对其编纂的《西藏历史》一书做了详细的评介。     

生产分割、出口绩效与汇率调整的有效性——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在生产分割条件下,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发现出口绩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和世界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国际生产分割导致中国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并出口同类产品的制成品,这明显削弱了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在生产分割条件下,通过调整汇率来实现抑制出口并不有效。这解释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不是减少而是不断增长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     

关于刘大白生平中逃婚与出家问题的探讨

对于刘大白的生平经历,一直流传着一种曾经逃婚和出家的说法,其始作俑者是天行和陈于德,但他们的说法都不真实。刘大白从1899年第一次结婚后,经历了三次丧妻的苦难遭遇,并没有逃婚;更没有因要逃婚而出家做和尚,1899-1909年他一直在家。这在刘大白的著作中有充分的证据。因此,这种误读今后应该予以改正。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临时约法》是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同时根据当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特殊需要加以改造而成.《临时约法》之所以选择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出于“以法制袁”的考虑;二是受法国宪政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