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言论自由: 网络法治的“母”与“子”

作为言论自由在网络社会的表现,网络言论自由既有传统表达自由的共性,又蕴含特殊的规制难题.现时期出现的各类网络言论自由界限与法律缺位的案例使得相关多方的权利保障面临困境.西方国家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以及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的良性做法提供了制度改革的思路.     

零售4.0时代先行发货问题的大数据分析

在零售4.0时代,渠道的多样化不仅丰富了数据源,还能迅速生成大量数据,需要通过分析大数据,为决策提取有意义的信息,通过分析先行发货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GA）的优化模型,预测顾客何时购买,然后在顾客线下单前将产品运送到距顾客最近的配送中心,解决先行发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需要先部署云计算来存储所有渠道生成的大数据,再应用基于集群的关联规则挖掘研究顾客的购买行为,根据“如果-那么”预测规则预测未来的采购情况,最后利用修正的遗传算法生成最优的先行发货计划;这种遗传算法考虑了其在运输成本和运输距离之外,还有预测规则的置信度,利用大量的数值实验权衡了先行发货中的不同因素,验证了模型的最优可靠性     

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发展与启示

货币政策规则(尤其是"泰勒规则")自被提出以来,就深受关注,并在与"相机抉择"的政策决策原则的交锋中不断得到发展。现在的货币政策规则不再局限于货币当局设定固定的货币工具变量的狭隘涵义,而是指货币政策行为的一种指令性的向导,具体包括工具规则与目标规则。经济学家相信,与相机决策相比,规则性的政策能有效减少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但是,现阶段在中国建立货币政策规则,尤其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规则的货币政策的条件并不成熟,而加快金融、财政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努力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的信誉,则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编制管理法制化浅议

编制管理法制化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实现机构和编制管理的法定化、科学化、规范化。     

“德治”与“法治”传统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过去曾有儒、法斗争贯穿始终之说。而学者们则更多地认为儒家道德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最具核心意义的精神。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儒家与法家互补、"德治"与"法治"兼重,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政治结构,也可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质。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其予以科学分析,能获得多方面有益启示。     

功能翻译理论在对外宣传翻译中的应用

本文回顾了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以该理论的的目的法则以及另外两个原则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为理论阐释,探析了对外宣传的翻译策略。     

法治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时代的发展、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中国必须走建设创新型国家之路,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以及中央一贯的科学政策为我们的创新提供了可能。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营造创新的环境,法治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法律环境。我们需要根据法治理念架构适合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制度安排。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