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尔都塞对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

恩格斯晚年“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对我们辩证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份宝贵的遗产。阿尔都塞虽然赞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然而他却不同意恩格斯对这个问题具体的理论解释和论证。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把上层建筑各因素归于偶然性,把经济因素归于外在必然性,从而认为恩格斯没能确定两者的关系。这种非此即彼根本不是辩证法,也根本不是恩格斯的原意,这根源于阿尔都塞本人对偶然、必然关系的非辩证的理解。     

论忽必烈平定大理及其历史意义

1253年10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亲征大理,经过两年的战争征服了大理地区,并统一了大理各部。忽必烈平定大理后,逐渐加强政治统辖,建立了云南行省,并采取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使云南地区呈现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繁荣局面。这对于地方安定、国家统一、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及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均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论清代历史说部的世俗化

清代历史说部直承宋元平话之正脉 ,其最大特点是浓重的世俗化 ,主要特征是 :以奇幻怪诞的因果报应作为囊括全书的框架、以全知全能的军师作为提挈全书的动力、以出身草莽的英雄作为支撑全书的主干力量、以“结心”的结义作为维系人心的纽带、以俗而不雅的戏谑作为逗引读者兴味的手段、以向慕明主与谴责奸臣为基本的政见 ,充分体现了市井细民自我教育和自我娱乐的功能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评析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当中,卢卡奇一直存在着恢复黑格尔主义传统的主张,并怀有强烈的黑格尔情结,卢卡奇一生的思想始终没有与黑格尔哲学彻底决裂,他从对辩证法的历史化角度,重新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概括为“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虽然超越了黑格尔主义传统,但没有在根本上超出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哲学的最好的解释也仅仅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无论如何也不能超出马克思而向前迈进一步。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西方悲剧理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是肯定历史正义的存在,另一种类型是否定历史正义的存在。而肯定历史正义的西方悲剧理论又因为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大走向。西方悲剧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走向,一是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中经席勒到黑格尔集大成的悲剧理论,二是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到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悲剧理论,三是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前两大走向是肯定历史正义的存在,后一大走向是否定历史正义的存在。     

晚清野史史料状况研究--以戊戌变法为中心

野史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这一封建社会的末期,野史得到了较大发展,关于晚清历史的野史记载也更为广博。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其野史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此类野史资料对于研究戊戌变法相关历史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需要对其史料状况进行充分的发掘、研究、整理和利用,从而发挥出该部分野史史料的真正价值。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教育观为指导,参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回顾和梳理党倡导劳动教育的百年历程,再塑劳动教育新体系,对于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毛泽东对长征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以一系列的实践机制和精神风貌,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发生两次历史性的转折：即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先驱精神”、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红船精神”转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再由“长征精神”转向全党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