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袁宏道小品的语体解放及其与五四白话散文的关系

在散文文体发展史上 ,袁宏道小品所创造、并在以后得到延续的新的语体是五四白话散文语体形成的历史渊源。这种语体较大程度地摆脱了唐宋古文抑扬顿挫的音节、从容舒缓的语气 ,以接近日常形态的方式组织语言 ,从而能更加准确生动地表现思想情感。这是古代散文语体的一次重要解放 ,并成为五四白话散文的滥觞     

论洪亮吉骈文的艺术特色

洪亮吉是乾嘉时期极具声望的骈文作家。他一生学问广博，识见超卓，其骈文既继承了六朝骈文优秀的抒情风格，又自成一家，有力地证明了清代骈文卓然自立、繁荣复兴的文化地位。古朴淡雅是其骈文的总特点。以学济文，气质渊雅；用典自然，高古为尚；韵律和谐，铿锵悦耳；情感真挚，凄恻委婉是其骈文的独到之处。     

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红楼梦》语篇体裁标记语的英译

近年来《红楼梦》英译研究发展迅速,许多学者都从不同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但将功能语篇分析理论应用到《红楼梦》及其英译文的对比研究,国内外尚不多见。本文将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从语篇分析的角度,以《红楼梦》原著及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为语料,重点讨论《红楼梦》作为章回小说,其语篇体裁标记语在英译文中如何处理的。     

知情权、新闻自由及立法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而新闻自由是实现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知情权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空白,而新闻自由也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政府监督缺位、人权保护不力等现象。我国当前应借鉴发达国家在知情权方面的立法,从而更好地保护新闻报道的自由权。     

助学贷款的国际借鉴及启示

国外和香港助学贷款工作成效显著,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明确政策体系,保持政策的长期性和灵活性;要完善法律架构,规范契约行为和违规惩处;要完善诚信教育,建立银行诚信档案;同时,要积极推行生源地贷款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深圳和沿海发达地区可以率先考虑建立学生资助机构,专门负责大学生资助工作,加大政府对大学生的资助力度,开创大学生资助的新举措。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朝鲜洪大容《乾净会友录》与清代文人

燕行录是研究前近代中韩关系的重要史料,其中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乾净笔谭》的价值尤为贵重。洪大容于1765年随朝鲜使节团来到北京,与数名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回国后将这一经历写成《乾净衕会友录》,两年之后改编为《乾净笔谭》,主要内容均为笔谈记录。前后两个版本之间进行的删改修订,反映出当时两国文人在不同的大环境下有着政治、学术、女性观等认知上的差异。     

戴望舒在萧红研究中缺失缘由探析

戴望舒和萧红都是著名作家。戴望舒与萧红的交集，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来往，也有朋友之间的私交，以及在人格魅力上的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但在萧红研究里，戴望舒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关于戴望舒的资料看来是故意舍弃了。本文意从戴望舒在香港向萧红与端木约稿、戴望舒与萧红在香港的交谊、戴望舒在萧红研究中缺失缘由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战后国民政府涉港事务处置个案研究——以张添祥事件为例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争取香港主权的努力遭遇挫折,战后英国重返香港,中国在涉港事务中试图积极应对,争取国家利权。1946年12月3日,中国内地与香港边境的文锦渡发生一起英军越界开枪事件,造成宝安县居民张添祥死亡,即＂张添祥事件＂。事件发生后,广东地方当局和民意机构主张强硬外交,积极组织援助;国民政府外交当局亦介入善后,在民意舆论的压力下展开外交维权。最终,张添祥事件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