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义务之正当性——哈特、罗尔斯对经典正义论批判之评析

运用社会公平和法正义原则评述政治权利和义务之关系命题不仅关涉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哲学的基本命题,而且关涉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哲学的基本方法问题。这种基本方法最初对人的自然道德状况进行审视,进而审视人在进入政治社会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他们之间的特殊作用。评析的前设条件:(1)所有的人不论其出生于何时何地,他们的政治生活都源于在政治社会中所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实体性主体身份;(2)正在讨论中的权利不仅包括一般性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广泛的自治权利和独立权利。并在此前提下批判地评述了西方具有争论性的公平原则以及在公平原则项下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实现的前提。     

论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的法理基础

格式条款的出现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公平的可能性。格式条款对合同自由的背离、与合同正义的冲突,成为对合同格式条款进行法律规制的最重要的法理基础。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陪审制度功能之比较

陪审制度的功能是陪审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理由 ,笔者首先剖析了陪审制度的沿革及其发展趋势 ;进而阐述陪审制度在两大法系中共有的功能 ;最后分别阐述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陪审制度功能     

公平、正义的证成及实现路径

西方17—18世纪源于唯名论的经验主义、狭隘的唯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给人类的道德、正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它彻底否定了道德、正义在本体论上赖以生存的形而上学,将人类贬斥为与动物为伍的边缘。为了拯救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公平正义,首先是康德从非本体论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出发,论证了理想主义的道德;其次是现象学派的舍勒从情感主义为切入点,构建了道德的本体论,论证了价值的实在性、价值模式的多层次性、知识的多元性,并提供了“善”的判断标准;而哈贝马斯在康德的理想主义形式主义道德、舍勒的实在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一反“独语论”、“单主体性”的道德论证模式而采取“主体间性”,实现了从“单主体”、“意识理性”、“先验道德理论”到“交互主体性”、“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为道德伦理正义、政治哲学的程序化转向提供了哲学上认识论以及世俗理性的重构基础,提出了现代道德、政治正义得以获致的程序模式和程序原则。      

希腊原创文化及其观念

原创文化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掩盖了原创文化的存在和地位,以至如海德格尔所说,"传统遮蔽本真","传统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希腊文化尚未成为欧洲的传统,就被基督教所取代了,它保留了更多的原创性智慧的特征,可以说是原创文化的标本.Theos(神)与theologia(神学),mysteri(神秘)、mythos(虚构)与logos(逻各斯),physis(自然)、techne(技艺)与nomos(约定的),Dike(正义女神)与dike(正义)这四组观念,体现了希腊人关于天地人神、德智体美、身心和谐和制度创新、观念创新的刻意追求.所谓"回归希腊",实质上是解蔽被传统遮盖的原创性智慧,以弥补现代文化之不足.显然,研究历史上各个文化系的原创性智慧,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思索当今先进文化的建构.     

民事判决书理性化探讨

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的改革,是当前法院推行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在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重视民事判决书制作方式的改革意义重大;特别是内容合乎理性、结构合乎逻辑的民事判决书,应该成为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影响着司法程序及裁判文书本身的公信度.     

论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它不仅具有合法性根据,而且能够促进公正与效率之间最大限度的平衡。当然,该种程序还存在一些内在的操作性缺陷,但是通过相关配套与衔接制度的完善,可以予以有效的克服。     

论刑事审判中法官对法律的阐释

提出法官在适用刑事法律裁判案件时有必要对刑法进行阐释,法官阐释刑法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阐释刑法应当处理好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护两种功能的关系,法官就裁判而对法律所作的阐释应当体现在裁判文书当中     

浅议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公正性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只有以客观性和公正性为本,站在客观公正的第三方立场上去独立自主地进行价值判断,避免由于权利与风险的不对应而出现的＂廉价投票权＂问题,才能赢得政府、高等学校和社会的最终理解和支持,才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真正保证自己的独立生存权。否则,它将面临合法性的危机。     

公诉工作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要求,是恢复性司法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该制度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被追诉者的人权及预防犯罪。鉴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公诉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与范围、条件和具体程序等环节出发,改造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适应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