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社区、国际组织纷纷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也为资产阶级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组织和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政府部门之外的最主要的公共经济主体。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实现政企分开,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     

“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本质要义、实践审视和联通路径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媒化为核心特征的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产传播的崭新篇章。人文互创是“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本质要义,以文载道、以网传道、以人弘道是人文互创的价值旨归。推动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化传播,要坚持宏微互促思路,有机整合“互联网+”和“文化+”的具体形态。提升“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人文互通效能,要以网络的主客联通对接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以文化的中外融通指引网络互通和人心畅通,以人心的内外畅通验证网络互通和文化融通。     

传统文化作用下的版画形式创新

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创新发展只有立足于对传统造型基础上的视觉形式元素、材质媒介进行新的创建融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版画艺术形式的视觉符号,才能有助于在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作用下的版画形式语言现代性的转换。     

基于“消费型”特征的近代广府侨乡民居文化探析

近代广府侨乡因大量侨汇资金的输入而形成具有“消费型”特征的经济社会。基于侨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消费型”特征,广府侨乡村落民居建筑文化展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实现了传统民居形式向近现代民居形式的巨大转变。广府侨乡民居建筑的营建过程、建筑本身的空间特性及审美文化特性,以及建筑的使用等三个方面的转变,表征了广府侨乡的华侨观念转变和侨乡社会转型。     

论当代先进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客观要求。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根本任务,以全面提高国民道德素质为核心内容,以实现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为主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让中华文化以深厚的东方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绚丽多彩的中国气派展现在世界文化舞台。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推进文化建设,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全社会思想意识的正确发展;通过建设和谐文化,着力培育全民族综合文明素质;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经济社会深入发展,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社会网络交往与政治信任——基于JSNET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网络交往和公共参与交往对居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春节拜年网和社交餐饮网指标对政治信任水平无影响关系甚至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和社团参与程度,与政治信任水平存在正向关系。因此,发展社团组织、鼓励群众关注公共事务,是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的有效渠道。     

行政裁量的界限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贯穿于整个公法领域的重要法律概念,为所有国家行为提供合法性理由。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解释其内容时往往要诉诸于行政裁量。当今宪政国家要求行政裁量行为遵守内外界限,而此种界限映射到公共利益上即表现为法定性以及合理性和程序性。     

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

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过程都包含了悲剧性。只有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悲剧性,并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悲剧意识才可能形成。悲剧意识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种“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也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困境;二、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应战的精神。西方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西方人的悲剧意识表现得深刻、彻底,中国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中国人悲剧意识表现得浮泛、留有余地。     

重估文化的位置——兼论新自由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危机

学界针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指责,其实质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即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问题。种种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观点都面临着语境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参照系,在新的全球性历史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在资本强权逻辑的胁迫下,那种精心营构的有机的、批判的文化观念不得不让位于空洞媚俗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由此,我们提出重构一种有机的、具有批判潜能的文化的可能途径：一方面,阿帕杜拉的“草根性全球化”无疑敞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启了一扇与全球资本主义若即若离的、便于开展游击战术的独特空间。那种有机的、建构的文化,正是有望从全球草根性群体中生发、蔓延,成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另类声音;另一方面,重返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前伯明翰时期,在文化研究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中发掘出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文化研究兴起和全球旅行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无疑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