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出生实名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应用效果研究

对海南省出生实名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应用状况实地考察的结果表明：通过多部门联动运行该系统,理清了出生人口信息,提高了人口统计质量,增强了目标考核效果,搭建了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作为国内首创的出生人口数据采集信息化手段,该系统在海南省的成功推行得益于省决策层的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部门间的统筹合作和群众的积极参与,但出生实名登记能否在全国推广将受到人口流动和住院分娩率两个客观因素的制约。     

船舶物权登记对抗主义中“第三人”界定

我国《海商法》和《物权法》等就船舶物权变动确立了＂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例,即船舶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在具体适用相关法条时,司法界对第三人予以了泛化认定,既背离了登记对抗主义的本意又动摇了物权的性质,引致法律适用中的逻辑混乱、当事人利益失衡。从国外立法例引入的登记对抗主义并非以我国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模式为基础,故对登记对抗主义中第三人的认定必须有所限制,应在坚持船舶物权变动的法定原则基础上,在个案中区分法律关系并结合举证责任等进行界定。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

本文基于一项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所做的问卷调查 ,探讨了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结果表明 ,即使没有户籍制度这一障碍 ,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其在流入地的生存能力和家庭策略、市场需求波动和企业用工策略等一系列非户籍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 ,在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要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外的更广泛领域考察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问题。     

同一主体在同一物上设立租赁权与抵押权的法律研究

文章对本案的疑难法律问题作了研究 ,租赁权的物权化效力 ,只能保障租赁物的使用价值权的实现 ,有助于预付租金目的即用益权的实现 ,但在租赁主体破产租赁物灭失毁损时 ,无法保障预付租金债权的返还。而在租赁物上设立抵押权 ,可保障标的物交换价值的实现。同一权利主体在同一租赁物上可以设立抵押权 ,并应当予以登记。     

流动儿童教育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流动儿童的规模不断扩大。流动儿童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暴露了我国教育制度、政策及观念等方面的僵化,反映了城乡分隔管理体制的弊端,对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提出了新挑战。     

论《土地登记办法》对我国土地登记制度的改进

土地登记作为地籍管理的核心,在土地管理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土地登记制度建立较晚,在实践和立法中还存在很多不足.<物权法>的实施对我国的土地登记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法律出台之前,国土资源部制定了新的<土地登记办法>,贯彻落实了<物权法>中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在保持土地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创新,更加科学地定义了土地登记的相关概念,完善了土地登记的内容,规定了土地登记相关制度,优化了土地登记的程序,强化了土地登记的民事作用.但<土地登记办法>只是一部过渡性的部门规章,还存在一些不足.我国的土地登记制度依然存在登记机关不统一、管理分散、缺少土地登记损害赔偿规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居住证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制度后果及激励效应——制度导入与阶层内的再分化

制度导入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原来自发的社会分化正式化和固定化了,并赋予不同阶层的人群以更清晰的身份标签,呈现一个可视的清晰的阶层梯度。本研究以大城市居住证制度引入之后外来流动人口的分化为例说明另一种社会分层的机制特征。虽然外来人口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但是其亚阶层的社会保障、就业和教育机会以及通往上一阶层流动或成为城市居民的机会却存在显著的差异。阶层的再分化是由外在制度因素与人群的人力资本、单位以及社会关系状况等内在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作为外在制度的公共政策是非中性的,政策本身具有选择和歧视的不平等特性。     

中国人口城镇化战略研究

文章重点分析人口城镇化的中国特色;在对人口城镇化未来发展趋势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战略目标、路径和举措。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将对未来繁荣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人口城镇化面临滞后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等问题;"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方向将由单纯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改革进入以推进深度人口城镇化为特征、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需要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深化改革的主导力量,以扩大城镇就业、户籍制度改革为基本导向,大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人口城镇化道路。     

Network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production: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connections to U.S. agents

Traditionally,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studies have assumed that a foreign organization, namely a foreign government, is the primary influence on how its home country is portrayed to audiences abroad. This study challenges such assumption of independence by revealing how foreign organizations are connected in ways previous works have not considered. Using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data, we reveal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connections that form when foreign organizations hire U.S. agencies to produce their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work. Our network analysis of foreign organizations from Latin American and their U.S. agents documents the network structures that emerge for each country and identifies the types of organizations that are positioned advantageously in the networks. We use these findings to theorize how foreign organizations’ connections and their key positions in networks may influence the 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efforts for their home country. We at a macro-level, public relations effects depen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s, the overlapping sites where communication content is produced, and who is positioned as key players in the production networks.     

水权制度、取用水许可管理与农户节水技术采纳———基于差分模型对水权改革节水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华北地区开展的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502个马铃薯种植户的三期微观调查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与三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及交易与取用水许可管理两项政策对农户节水灌溉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施行单一政策的地区相比,在两项改革政策同时施行的地区,农户采取节水灌溉技术的比例显著提高。同时,本文探讨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政策促使农户节水的机制,发现: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及交易政策是基于对水权和井权的明晰化促进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而取用水管理政策是基于对灌溉井数量扩张的控制促进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纳。研究显示:要实现农业节水目标,必须综合发挥市场化手段和政府的作用;必须严格控制新打灌溉井,进一步明晰农业灌溉井产权结构,推进村集体所有和共有灌溉井管护机制创新,形成良好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