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浅析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

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其核心因素是供需双方的知识结构偏离，人力资源政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措施。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多元共治模式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多参数影响的演化博弈视角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多元共治模式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引导社会相关主体参与治理过程,若政府部门对协会与公众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条件认识不清,易导致片面追求二者的高参与度水平,难以实现多元共治模式的最大效用。本文考虑协会参与度、权力空间以及公众参与度、举报公正程度四个影响参数,运用博弈理论分析政府部门与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在治理过程中的行为策略演化过程,通过分析参数变动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探究有效发挥多元共治模式作用的条件。研究表明提高协会权利空间及公众举报公正程度有助于多元共治模式作用的发挥;公众举报存在失真情况时,政府自身监管能力的大小决定公众参与对治理效果的影响。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士在人间: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的哲学表达

“聚贤能而治天下”是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显著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这类“贤能”人物的世间生活状态,是由俊杰成为贤能的修炼之路,其生活态度也是“贤能”影响他人的重要途径。贤能政治的生活哲学理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性论方面强调以德为上,总体向善;二是世界观方面讲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三是社会观方面提倡德位相配,差等有序;四是人生观方面强调达人济世,积极有为。这些哲学在世间的表达方式,共同诠释了中国传统贤能政治世俗存在的哲学形态。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大学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变迁逻辑——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